北京时间周三（12月13日）早上的7点，在中国南京某集会广场外，国旗慢慢升起、又缓缓降为半旗。
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贴出的一幕，提醒人们，在八十年前的今天，南京遭遇了这场大屠杀。根据该纪念馆的统计，自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三十多万中国人在六周内遇难，也就是平均每隔12秒就有一条生命消失。
在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显著位置有一条消息说，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出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因为自2014年起，12月13日被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也不例外。
健在幸存者不足百人
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年，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群还在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当年从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幸存者。
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的一组数字，12月10日凌晨，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去世，享年100岁；11月15日，曾是馆里年龄最大的义务讲解员佘子清去世，享年83岁；同日，杨明贞老人去世，享年86岁……短短一个多月间，有三名幸存者离开。目前，登记在册、健在的幸存者人数，已经不满100人。
一位身在澳洲的金存海先生是幸存者的后人，他的讲述重现了他的祖父母亲历过的1938年，“高密度的聚居，没有干净的水，没有电，食物配给制，限制自由，天亮排队刷牙，规定区域接手，天黑即睡。睡在大讲台的地上，睡在无边的黑暗中”。
透过历史的棱镜
这些幸存者们曾经口述还原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而其实，关于南京大屠杀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日军暴行的细节，并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
她写作的基础除了大量历史文献外，便是对这些幸存者的采访。
特别的是，张纯如从三个视角讲述：日本人的视角、中国人的视角以及一群不肯抛弃南京的西方人的视角。
那些“西方人”中包括了魏特琳。
在金存海先生的讲述中提到了魏特琳，他的祖母全家“赶到万字会（即国际红十字会）和黄小姐（即魏特琳女士）安排的难民区，魏特琳女士要求所有妇女不得离开这个大园子”。
这位来自美国的魏特琳女士被电影《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描述为“拿生命献给了南京”的女子之一，而另一位则是张纯如。
那么，日本方面又是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呢？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今天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名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文中村山富市对战争充满了反省，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对于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于心”。
这位日本前首相曾在199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作为当时的日本领袖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侵略带来的伤痛“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而在今年这篇文章中，他继续呼吁，“如果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去访问当年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场所”。
正视历史，正如张纯如在书中所提到的，“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战争与人
对于战争的反省和思考，其实不受国界所限。
今年十月，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经过辩论和投票，通过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这是中国以外国家中首个省议会通过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
而在澳洲，去年的澳新军团日（ANZAC Day），墨尔本华人自发组织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代联谊会”参与了澳新军团游行活动。在这个纪念加里波利之战牺牲的澳新军团将士的特殊日子，来自国共两党背景的老兵和亲属参加一起为战争中的牺牲者缅怀，也让澳大利亚人民了解，华人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与努力。
“慰安妇”一直是伴随战争的争议话题。
去年8月，一座二战慰安妇纪念雕像在悉尼Ashifield 一间教堂庭院内揭幕，面对当地日本和韩国社区的分歧和压力，教堂牧师比尔说：“我感受到来自从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我说，来吧，事实上，不怕把雕像直接放在教堂门口的大路上”。
九十多岁的荷兰裔澳洲人Jan Ruff-O'Herne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日军强行带走，曾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慰安妇生涯，她在接受澳广ABC采访时笑着说：“他（安倍晋三）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但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她说她要等待道歉。
中国导演陆川在电影《南京！南京》上映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世界不接受哭诉式的表达，希望能够穿透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在一个更高的命题上去探讨人和战争的关系”。
这正是纪念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