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我的第一语言。这是我小时候父母教我的语言，也是我在家里唯一使用的语言。
妈妈也教我如何用中文读写。她是个严厉的老师，我经常因此而抱怨她。
她曾经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普通话和英语散文作家，我想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潜力。
但她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她只是说了句“这很重要”，坚定而平静，然而由几代人传承与生俱来的孝心压垮了我。
如今，英语是我的主要语言。在我说普通话之前，我必须仔细考虑句子。
有时候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语法错误之前说话已经过半了，但我不知道如何修正。
有时候是因为我试着把一些东西从英语直译成普通话，尽管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那样翻译不正确，而且我已经陷入了困境。
小时候的Yen-Rong。英语现在是她的主要语言。 Source: Supplied
欧洲教授莫妮卡·施密德（Monika Schmid）和芭芭拉·科普克（Barbara Köpke）将语言流失定义为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发生在某人习得一门新语言后，会变得不那么容易理解第一语言或在某种程度上母语被新语言影响。
因此 ，对于我这样的父母移民到西方社会的孩子而言，语言流失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Yen-Rong (右), 和她妈妈在一起。 Source: Supplied
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那次谈话。
[妈妈，我想和你谈谈... 性？]
我甚至不知道普通话里的 sex 这个词。
我想知道如果我告诉她我有了性关系她会怎么说。我想知道谈话会是什么样子。难道完全是中国委婉说法——就像是英文环境中成人在孩子面前谈及性总是以鸟和蜜蜂做隐喻那样绕过正题吗？
我想知道她是否希望她能和我谈谈性问题，她是否愿意让我警惕男孩，不要被迫去做任何我不舒服的事情？
我想知道除了生孩子和组建家庭之外，谈话是否会延伸得更远。
如今的Yen-Rong。 Source: Supplied
我希望我们能谈谈当我想自己可能会喜欢某人时我会感到多么困惑、烦恼和兴奋，谈谈让我的前男友了解我们的文化有多困难。
但是当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弥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时，我无法和妈妈展开有效的谈论。
电影里就是这样；母亲是女儿的红颜知己。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但他们也会进行心与心的交谈，最后以拥抱和眼泪结束，或者至少是相互理解的感觉。
我知道她全心全意地爱我，她想要给我最好的东西。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从未听过她用任何语言说过爱我这句话。
然而，当我说错的时候，她仍然会纠正我。她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她是想帮忙，但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总是感到一阵愤怒，带着一丝内疚。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让她失望了，或者是因为我现在也用英语写论文，但没有一篇文章获得过奖项。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永远无法真正用中文写一篇好文章。
我知道我很幸运。因为我认识的许多移民子女，他们无法用父母的语言交流。他们觉得自己失去了一种身份，并且永远无法找回。
如果我有孩子，我不希望他们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会让他们去中文学校学习普通话，我可能会像妈妈对待我一样严格、坚定和冷静。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和我谈谈他们的人际关系。我希望他们能舒服地用他们想要的任何语言问我问题，即使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很尴尬。
我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毫无障碍的沟通，没关系。也许只要能用她的母语和她说话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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