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后，在联邦政府的预算和计划中罗列了一系列巨型交通项目。政府认为它们不但能够改善澳大利亚的交通，还能刺激经济创造就业。
格拉顿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巨型交通项目可能会让纳税人承担很大的成本风险。
10年前，澳大利亚只有一个价值超过50亿澳元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如今有9个，其中仅仅6个的成本就已经高达240亿澳元。
超支严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项目的造价水涨船高。
2010年，从墨尔本到布里斯班的内陆铁路耗资44亿澳元，目前估计耗资99亿澳元。
墨尔本的东北线在2008年的造价为60亿澳元;目前预计耗资158亿美元。
2015年，悉尼地铁西南线计划耗资110亿澳元，今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最新的成本估计为155亿澳元。
即使在超级工程时代之前，成本超支也是一个大问题。
在过去的20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比他们最初告诉我们的要多出340亿澳元。
对过去20年里建造价值在2000万澳元或以上的所有项目的分析显示，实际费用比承诺费用高出21%。
大型项目的风险尤其大。自2001年以来，超过三分之一的超额支出来自于七个大型项目。
未成熟规划就提前宣布的项目风险也特别大。约有三分之一提前宣布的项目占超出费用的四分之三以上。
疫情之后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交通项目，期望从COVID-19衰退中恢复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设想好的交通项目上花费巨资几乎没有意义，因为疫情已经把人口增长推到了临界点，而且随着在家工作成为“新冠常态”的一部分，将来上下班的人会越来越少。
危险在于，政府急于建造那些最终可能成为累赘的东西。
甚至在疫情之前，总理、联邦财政部长和州基础设施部长们就担心没有足够的工人、材料和机械来完成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在已经出现瓶颈的情况下，竞相建设疫情爆发前设想的项目只会推高价格。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政客们避开他们喜欢称之为“国家建设”和“城市塑造”的大型项目，而把更多的钱花在升级现有基础设施以及老年护理和心理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上，纳税人将得到更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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