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在澳大利亚长大过程中，我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更Aussie的爸爸，就是喜欢运动、热衷烧烤、假期带孩子露营的那种。
而我的华人爸爸从不做这些——身高不足5英尺、体重不超过50公斤，他看起来就不像那种爸爸。大部分时间他独来独往。
他的日常就是夹着公文包、穿着短袖衬衫，朝九晚五地上下班。
晚上和周末，他就在由车库改装成的影音室听莫扎特、Beatles和粤语金曲。墙上盖满了鸡蛋包装盒、我画画班的“杰作”，这打造出了高级音响的效果。
他话不多，我记得小学时有个课程是采访家里人，我们不得不问些比如喜欢什么颜色、第一只宠物、最大的成就之类的问题。
我爸的答案是，他没有最爱的东西、没有宠物、还在等待这辈子的最大成就——他的婚姻、两个女儿、英国博士学位都不达标。
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我只知道当我八岁和父母从香港搬来墨尔本时，是因为爸爸在墨尔本的一所大学找到了电气工程方面的教职（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搬离香港的原因是香港回归中国，而我的父母并不确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会怎样）。
直到我上大学，才从谈话中了解到爸爸教的班级是怎样的，他说他执教的第一年里课堂上主要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有些人在教室后方打瞌睡，还有人把纸飞机扔来扔去，他也是被扔的目标之一。
当时想到我那温和、说话轻声细语的父亲试图控制一屋子吵吵闹闹的年轻人的情景，我几乎要哭了。
但他回忆起这个故事时并不觉得狼狈，他只是说，还不错，学生们并不只对他一个人这样，他们也对其他讲师这么做了。此外，他现在在教四年级，这些学生更沉浸于学习中。
时间流逝，我完成学业、搬离父母的家，就像每一个好女儿一样，我每周总要回家喝一次汤。我从母亲那里遗传了唠叨的能力。当我在家有问题要讨论时，我和妈妈总会说上几个小时。
而父亲总是置身事外，他就喝着汤，回些简短的邮件，概述下我的谈话要点。
三年前，我回家跟他们说我要订婚了，爸爸在厨房剥鸡蛋，听完后他只是继续剥蛋，直到妈妈把他叫停让他祝贺我们。
在我的婚礼上，他的发言就用了大概25个字。他说我们一家四口来澳近30年，而今天是30年里最重要的一天，今天我们变成了五口之家。随后他向70多位来宾感谢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到了吃蛋糕环节。
爸爸在2012年61岁时退休，许多人会认为他会无法忍受退休生活的无聊，没几年就回去工作。但他并没有，太极、Flat White和音乐构筑起他的宁静的退休生活。
去年，我女儿的出生打破了这种宁静，作为公公（粤语中意为外祖父），爸爸打太极的时间减少了，推婴儿车的时间多了。
在他的这个新角色中，他让我看到了从未了解过的情感，比如当小婴儿扎在他胸前时他会咯咯咯地笑。
他像很多祖父母一样，总是担心外孙女穿得不够暖，在宝宝身上裹上一层又一层，跟宝宝分离时他总是突然表现出一点点悲伤。
最近，我又想起小学时的那些问题，便再次跟爸爸提起，现在他说他最大的成就是两个女儿，以前不能说，是因为还没有把我们培养出来。而现在是时候了。
当我现在看到父亲在用专业隔音材料搭起的新的影音室，对他的外孙女做起鬼脸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激动。
也许，当他忙于工作时，他没有将情感表露出来。而现在退休了，他可以坐下来享受劳动成果了。
Lucille Wong是驻墨尔本的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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