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反口罩人士?专家表示可能会起反作用

专家表示,部分人反对戴口罩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谴责、惩罚反对口罩者可能会让他们更加抵触。

People are seen wearing face masks outside of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in Melbourne, Thursday, July 23, 2020

People are seen wearing face masks outside of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in Melbourne, Thursday, July 23, 2020 Source: AAP

是什么给了“Bunnings Karen”(Bunnings口罩女)这样的人勇气,让他们打开手机镜头记录下自己和商店店员辩论口罩和人权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回应?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说这些人的行为“令人震惊”,并建议我们无视他们,因为“你越跟他们争论,你就越鼓励他们”。

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加针锋相对的做法。

在九号电视台的早间节目《今日(Today)》上,主持人卡尔·史蒂芬挪威克(Karl Stefanovic)直接切断了和一名反对口罩者的连线采访,说她有“奇奇怪怪的奇葩想法”,并表示“再也听不下去了”。

而和网络上一些关于这些“新冠傻X(covidiots)”的说法相比,主持人的做法已经算很温柔得了。
Lizzy Rose
The Today Show interviewed an anti-masker, who claimed COVID-19 was manufactured. Source: Twitter/ Today Show
我们都有一种去谴责和惩罚不配合行为的冲动。过去几十年来行为经济学中一项重要发现就是人们愿意为了惩罚其他人而自己付出代价。这么做的确可以让更多人合作或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但谴责和惩罚还有可能加强不合作者的反抗。所以我们必须试着去了解那些拒绝戴口罩的人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复杂情感驱动。

反对口罩的动机是什么?

很难说到底有多少人反对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但有证据表明,像是YouTube和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让一些阴谋论变得更加流行,比如说政府让人们戴口罩是为了控制人们的大脑。

和新冠相关的阴谋论多种多样,但它们的追随者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他们相信自己通过直觉发现真相的能力。

第二,他们有一种深植脑中的对政府和其他大型机构的不信任感。他们不相信主流媒体,而且现在有各种非主流媒体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在阴谋论者圈子中有一句名言:“人们相信媒体让他们相信的事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但讽刺的是,《1984》和《动物农场》的作者奥威尔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一句虚假的“名言”:人们相信媒体让他们相信的事情。
一句虚假的“名言”:人们相信媒体让他们相信的事情。 Source: RMIT
是否信任权威、顺从还是反叛,这些更多的是一个人内在的特质,由他的经历和文化得来。很难发生变化。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2012年的著作《正义的心灵:为什么好人会因政治和宗教分裂》中写道的那样,我们的心理简直是为“群体正义感”而打造的。我们非常相信直觉,而直觉正是我们做出推理论证的驱动力。但这就让我们很难和其他和我们有不同信念的人沟通,虽然并非完全不可能。

对权威的不信任感很容易被看似自相矛盾的官方信息加强。比如说,卫生部门最初是不建议民众戴口罩的。我们知道这个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医疗工作者能有足够的口罩,但现在政府改变了说法,在反口罩人士的眼里,这就是政府没有说实话的实锤。

合作和惩罚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并非是我们是否能转变这些反对口罩者的想法,而是我们是否能改变他们的行为。

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人们是理性的,会追寻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于是传统经济学会很看重奖励和惩罚的作用。

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决策是感性的,也明白人们会为了表达对不公待遇的抗议而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事情。

这一点已经被行为研究中的一项经典实验验证过无数次——最后通牒赛局(ultimatum game)。在这个博弈实验中有两名参与者和一笔现金。其中一个人A提议两人如何瓜分这笔钱,而另一个人B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一提议。如果他拒绝,那么两人都不能拿到钱。

一个“理性”的B应该会接受任何提议,因为不管A的提议如何,最终结果都不会比拒绝差。但大量研究不断表明,有很大比例的B会在他们认为提议不公平时选择什么都不要。

这种对公平感的追求是长期进化得来的特质,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比如,在卷尾猴身上做的实验显示,如果两只猴子都拿到了一样的黄瓜,他们都会把它吃掉。但如果给其中一只甜葡萄,另外一只会拒绝接受黄瓜。

其他类型的博弈实验也证明,这种对于公平的追求导致我们想要去惩罚“自私”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有条件合作者”,而对于不合作者的惩罚则是保持这种合作进行下去的关键。
A cyclist is seen wearing a mask along the Yarra River in Melbourne.
A cyclist is seen wearing a mask along the Yarra River in Melbourne. Source: AAP
但矛盾的是,惩罚性措施也有可能会减少合作的可能性。

比如说,经济学家乌里·尼基(Uri Gneezy)和阿尔多·鲁斯提其尼(Aldo Rustichini)曾在以色列做过一项实验,希望用罚款的方式来减少父母从托儿所中接孩子迟到的现象。但结果是,迟到现象反而更严重了。罚款变成了家长们购买额外时间的价格。

表达反对意见的需求

如果一项规则和一个人相信的东西相抵触,那么遵守这项规则会给他造成情感上的不安。尤其当违反规则是表达反对意见的唯一方式的时候。

那么,反对口罩者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反对呢?

经济学家厄特·肖(Erte Xiao)和丹尼尔·豪瑟(Daniel Houser)通过最后通牒赛局的一个变种来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标准的最后通牒赛局中,B只能通过接受或拒绝A的提议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在这个变种赛局中,B玩家可以向A发送一条简短的信息。结果,他们接受一个不公平提议的可能性大大上升了。
已经有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开始售卖展示有阴谋论信息的口罩(比如印着“口罩根本没用”字样的口罩)。

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反对口罩的人听话,我们需要忍受他们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反对。

对他们的排斥和取笑可能只会增加他们的抵触心理,进一步加强敌对心态。

*本文作者麦格·埃尔金斯(Meg Elkins)和罗伯特·霍夫曼(Robertt Hoffman)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任教。他们不为任何有可能从此文章受益的公司或组织工作、担任顾问、享有股份或接受资助。除教职以外没有任何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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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Updated

By Robert Hoffmann, Meg Elkins
Presented by Zhuo Yang
Source: 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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