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刷手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新闻、视频和帖子，有多少是我们主动寻找的，又有多少是平台“替”我们选出来的？在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给社交媒体用户更多选择，让不希望接受个性化推荐的人，可以选择退出算法推荐。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如果把算法关掉，我们看到的信息真的会因此改变吗？点击 ▶ 收听完整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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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交媒体上真的出现一个按钮，问你：“是否关闭算法推荐？”
你会按下去吗？
对一些用户来说，答案可能很简单：算法推荐方便、节省时间，也能帮自己发现原本不会主动寻找的信息。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杨凡（Fan Yang）博士也认为，赋予用户选择本身是一件好事。“很好的一点就是用户有更多的选择”，用户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平台推荐的内容。
但她认为，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关掉算法，究竟能改变什么？
一个“关闭按钮” 改变不了什么？
杨凡认为，算法只是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中的一环。
她以微信为例。微信公众号早期并没有通过算法对内容进行复杂排序，用户看到的是自己关注的账号，并按照时间顺序阅读。
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因此变得更加健康。
“我们依然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是什么？虚假新闻，然后所谓的‘标题党’（clickbait），”她说。
夸张的标题吸引用户点击，点击又产生数据。
对于内容账号来说，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其了解受众，并成为向广告商展示用户画像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算法，内容生产者依然需要争夺用户的注意力。
“眼球经济，它的根本是社交媒体的盈利模式，”杨凡说，“这个博眼球跟有没有算法没有关系。”
这也是她认为“关闭算法”可能无法带来根本变化的原因：它改变的是内容如何被推荐，却没有改变平台为什么要争夺用户注意力。
小红书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
用户可以选择查看自己关注的账号，而不是平台主动推荐的内容。
但杨凡指出，即使进入“关注”页面，内容如何排列仍然可能受到平台机制影响。
例如，账号影响力、平台推广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内容的排序。
“我如果只看我追踪的这些博主，这些内容又是根据什么排列的呢？”她说。
这意味着，对普通用户而言，“关闭算法”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更基础的问题：用户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关闭了什么，以及关闭之后平台还在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内容呈现？
杨凡认为，目前相关政策还存在透明度和执行力的问题。
她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往往自己解释其算法以及平台上出现的虚假信息活动，但外部独立审查的空间仍然有限。
“我们过于依赖这些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给予我们的解释”，她说，而对于平台究竟如何发现、判断和处理相关信息，用户和监管者未必拥有足够的独立审查能力。
对澳洲华人用户来说 还有另一层问题
对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而言，算法监管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很多人的社交媒体生活本来就是“双轨”的。
他们可能同时使用Facebook、Instagram、TikTok，也使用微信、小红书、抖音等中文平台。
杨凡长期研究这一信息环境。
她说，从2019年开始，她所在的研究团队就在澳大利亚联邦、州以及地方选举期间，对中文平台上的政治性和选举性虚假信息，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政治活动进行监测。
她认为，中文平台在澳大利亚的监管存在现实挑战。
澳大利亚公共部门目前缺少足够的人力、财力等资源，对中文平台进行监管。
而对于Facebook、Instagram、TikTok等大型平台，问题同样不只是“有没有规定”，还包括规定究竟如何执行。
例如，当平台出现所谓有害内容时，是依靠用户举报，还是由监管机构通过自动化工具持续监测？杨凡表示，她在相关政府文件以及拟议新规提案“My Feed My Way”材料中，并没有看到足够具体的执行机制。
这也是她对政策设计的另一个担忧。
她认为，这项政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她“永远对它的执行力有一个疑问”。
与此同时，她形容目前的政策设计相对直接、粗线条，“没有经过一个很精细的专家咨询还有专家建议的一个过程”。
监管本身也存在另一个容易引发争论的边界：政府和平台对有害内容进行管理，究竟属于正常的内容审核，还是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对言论的审查？
杨凡指出，在互联网研究中，“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和“审查（censorship）”虽然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但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她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条并不总是清晰的界线，尤其当内容管理开始涉及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时，这条界线就可能变得更加模糊。
她以中文互联网研究中的相关讨论为例说，在研究中国互联网时，研究者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审查”来描述这类内容管控；而在研究Facebook、Instagram等西方平台时，类似机制通常被称为“内容审核”或“内容管理”。
在她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只是用词不同。
平台为了处理有害内容，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关键词，也可以由人工审核员判断内容是否违反平台规则，并决定删除、隐藏或者限制传播。
但当这种管理进一步涉及对特定意识形态内容的限制时，内容审核与审查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复杂。
杨凡也提醒，围绕社交媒体监管的讨论，很容易从具体的监管机制转向意识形态争论。
她认为，如果讨论过度集中于“政府究竟是不是在审查言论”，反而可能模糊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些规则究竟由谁执行，又如何确保执行过程透明。
如果真的关掉算法 信息世界会变好吗？
杨凡博士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回答：“我觉得目前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在她看来，只要社交媒体的盈利模式仍然建立在吸引注意力和获取点击之上，信息环境就不会因为一个“关闭算法”的按钮发生根本变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认为，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算法本身。
她指出，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需要人力和资金，而很多社交媒体账号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另一方面，一些账号可能依靠耸人听闻的信息获取流量。
无论内容质量如何，争夺用户注意力都是共同的目标。
因此，对于普通用户，她最后给出的建议反而非常简单：“多看。”
不过，说完这句话，她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很不实际的建议”。
因为真正的“多看”，意味着花更多时间接触不同的信息来源，再进行比较。
她建议，有能力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可以同时参考英文媒体资源，再与微信、小红书上的信息进行交叉比较。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条件。
杨凡以自己的父母为例说，如果一个人主要使用中文平台，而小红书、微信和抖音恰好传播了相似的虚假信息，那么这个人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信息茧房。
你变成一个假新闻迷宫了，你走到哪里都是假新闻。
她因此又提出“多交流”，比如与家人以及年轻一代沟通。
但她也承认，这同样需要成本。尤其面对政治类虚假信息时，试图说服家人改变判断，可能意味着一场漫长的解释，甚至带来家庭冲突。
这或许也揭示了“关闭算法”这项选择的局限所在。
它可以让用户多一个按钮，却未必能让用户多一个信息来源；可以改变一部分内容的推荐方式，却未必改变平台的商业模式；可以让用户拥有退出的选择，却未必让用户更清楚自己正在看到什么。
对于一个每天同时生活在中文和英文互联网之间的澳大利亚华人用户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我要不要关掉算法”，而是：当我们按下按钮之后，我们有没有能力、时间和渠道，去找到按钮之外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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