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高法院批出上诉许可的准则

澳洲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George Pell）涉嫌性侵儿童的案件震惊全球；佩尔早前向最高法院提出「终极上诉」，而维州刑事检控专员（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上星期亦已表明反对上诉申请。究竟最高法院以什么准则决定是否批出上诉许可？余睿章在今集「时事百宝箱」为大家讲解。

Source: AAP

天主教枢机主教佩尔（George Pell）在2018年11月被裁定儿童性虐待罪名成立；他向维州高等法院上诉，亦在2019年8月被驳回，遂决定上诉至澳洲最高法院。向最高法院申请上诉的程序可谓相当复杂；简单而言，法庭将需要决定案件是否存在法律争议，才会批准上诉。究竟法庭在这个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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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高法院有权审理澳洲任何司法管辖区处理过的案件上诉，但亦并非有责任处理任何上诉案件。没有人能强迫法庭接纳上诉申请；即使最高法院有特殊责任处理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若法官有意的话，亦可将案件转介至其他下级法院处理。然而，最高法院则必须审理由联邦国会转介、涉及联邦选举所引发争议的案件，如在2017年出现的国会议员双重国借风波。至于佩尔枢机主教案件所属的刑事罪行方面，上诉一方需要说服最高法院批出上诉许可。墨尔本大学刑事法律专家甘斯（Jeremy Gans）向《时代报》表示，最高法院每年处理50宗包括《宪法》事务的案件，批准上诉申请的比率却只有10%。

至于上诉程序方面，最高法院将审视上诉申请人及答辩人呈交的书面陈词，考虑是否受理上诉申请。一般而言，法庭仅基于书面陈述而决定是否受理上诉申请，属相当罕见；甘斯亦指出，就佩尔枢机主教的案件而言，法庭「很大机会」会要求开庭审理上诉申请。若法庭最终拒绝上诉，佩尔将走到司法程序的尽头，再无其他推翻早前判决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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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是否受理上诉申请时，最高法院将考虑多个因素；但甘斯表示，简单而言，法庭需要决定案件是否「法律上有趣」（legally interesting）。一般而言，法庭将考虑数个问题。案件是否牵涉一个非常重要或在下级法院存在分歧的法律观点？最高法院就案件发表意见或指引，对法治体系是否有利？最高法院法官是否认为，下级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但甘斯强调，即使法庭同意案件中有法律观点需要厘清，亦不表示最高法院将重新审视案件中的证据及案发过程，却只会提出早前判决在引用法律时是否有出错。

在佩尔枢机的案件中，他所提出的上诉是针对维州上诉法庭作出的裁决，而非在此之前陪审团裁定他罪名成立的判决。上诉申请陈词指出，在维州上诉庭审理案件时，案件中目前唯一幸存的受害者被称之为「真相证人」（witness of truth）。最高法院因此需要决定，撇除这名受害者是否「可信」，三名上诉法官是否有充份地考虑佩尔一方所提出的证据，而决定案件是否有很大机会或绝大机会，并非一如证人所描述的情况一样发生。代表佩尔的资深大律师沃克（Bret Walker）表示，两名上诉庭法官实际上错误地将举证的责任施予佩尔，迫使被告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清白，有别于法制的基础。

墨尔本大学刑事法律专家甘斯表示，预料最高法院将在2019年年底前决定是否受理上诉申请。若申请获得许可，最高法院将可能在2020年年中开始审理「终极上诉」，并在年末颁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