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警队拨款刻不容缓？

有学者认为，削减警队拨款并改而提供更多社区支援服务，将对社区有利，包括能减低罪案率。

Source: Pacific Press/Sipa USA

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被当地警员跪颈拘捕后死亡的事件，触发美国民众要求削减警队拨款，甚至要解散重组警队；同时亦令澳洲本地民众重新关注澳洲连番有原住民在狱中死亡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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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削减警队拨款，是为将节省得来的开支用于其他社区服务
• 在某些案件发生期间，派出专业医护可能较警方到场更为有效
• 澳洲已有相类似之司法系统资源重配计划，成效令人满意

澳洲的警察执法机关架构与美国有别，本地警队组成模式及监管制度较为集中，由联邦以及各州及领地政府组织及运作，而非一如美国由各地市政府拨款组成。

同样，本地市政府亦毋须就相关拨款作出决定，包括是否雇用更多警员或扩建监狱等，相反这些决定均是由联邦以及各州及领地的政府所作出。

但虽然澳美两地的警队组成方法有所不同，学者认为美国民众要求「削减警队拨款」的呼声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方向等问题，亦值得澳洲方面考虑；尤其是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公帑拨款的分配方式。

究竟增加警员或监狱数量，是否比提供社会住屋、精神健康服务、家庭关系或家暴问题支援计划等更为重要？

雪梨科技大学犯罪学教授坎宁（Chris Cunneen）认为，削减警队或惩教系统的拨款所得出的多余款项应全数用作投资在相应的社区服务，尤其是一些致力打击一些可能对其他人人身安全或社区安全构成危险的社区服务。

举例，当人遭受精神健康危机的时候，家庭成员会致电紧急求助热线000。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需要的是一支由紧急精神健康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而非警察到场；派出警察某程度上更可能令情况恶化。

学者指，这就是司法系统资源重新分配概念的基础，致力透过早期干预、预防、加强社区发展计划等策略减少狱中的被囚人数。

Protesters gather during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following the death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of George Floyd, in Sydney, Tuesday, June 2, 2020. Source: AAP Image/James Gourley

在澳洲，司法资源重新分配（justice reinvestment）并非一个新概念，事实上在一些原住民社区中得到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在农村或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社区派驻警力多，但提供少量的其他相应支援服务。

目前在新州、昆州、西澳、南澳及北领地，均有实行以社区为基础的司法资源重新分配计划，而澳洲首都领地政府亦有资助相关计划。

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是一个在新州北部城镇Bourke进行的Maranguka司法资源重分计划，由当地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执行。

在计划初段，他们委派三名专责成员，目的是为减少社区人士需要与警察接触的机会，从而降低当地被囚人数的比率；另外，计划亦更改违反保释条件或积压搜查令的处理方式，以及参与学习驾驶计划的要求。

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独立评估，计划开展后，当地家庭暴力的犯事率及重犯率、青少年犯罪率、违反保释条件比率及居民被羁留的日数均录得显着下降。

除此以外，计划所带来的正面成效亦不仅局限于刑事司法系统；当地所推行的青年发展计划亦造就了12年级学生上学率上升31%。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而其他同类型的司法资源重新分配计划亦按照当地社区的需要运作。

举例，在南澳Port Adelaide实行的Tiraapendi Wodli司法资源重配计划，则着眼于为学龄儿童家庭提供支援，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另外亦提供戒毒戒酒等计划以及释囚支援服务，协助他们重新与社区及家人建立联系。

坎宁教授认为，司法资源重新分配计划的目的，是为使社区能自行判断当地所需要的社会及司法支援，以及如何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需求。

在很多的情况下，当地警察及其他机关的支持，对于有关计划的制定及实践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ource: AAP

但政府至今却一直未就计划采取「资源重配」的措施，目前的相关计划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慈善款项运作，不少计划均未获得联邦政府或州及领地政府的支援。

因此，问题回归「削减警队拨款」的问题。

学者指出，显而易见，若不依靠警察，社区将能更有效地应对社会问题。

但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便有必要为社区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及拨款；而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将警队部份款项拨予社区组织及支援机构的提议便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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