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科技大学法证科学杰出教授鲁塞（Claude Roux）表示，在一众备受关注的误判案件中，竟然未有提及最近维州一宗广为人知的案件，当中被误判的涉案人贾马（Farah Jama）在2008年被判强奸罪成，但判罪在2009年被推翻。
事实上，虽然贾马的个案所使用的法医证据是人体基因（DNA），案件被误判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尽管如此，近来媒体的评论再次强调DNA是法证技术的「黄金标准」。维州上诉法院主席马克斯韦尔法官（Justice Chris Maxwell）曾说过：「除了基因之外，就没有其他法医科学的范畴能将特定样本与特定犯罪现场或犯罪者，可靠地互相联系起来。」
究竟相同的技术，为何能同时成为法证科学的「黄金标准」，但又可以导致这种戏剧性的误判？到底法医科学是否真的如此不可靠，以致法庭应该从此拒绝接受DNA作为证据？鲁塞教授表示不同意，否则刑事司法系统将需要依赖可靠度相对更低的证据，例如证人陈述和供词。
事实上，只要科学鉴证方法有助解答案件中在特定情况下所提出的指定问题，科学鉴证方法即可被视为「可靠」。即使采用了最佳及经过充份认可的取证方法，若果提出问题是错误的，当然就会取得错误的答案。相反，有评论认为某些取证方法具有较低的内在价值，甚至可以被视为不可靠。但这些方法可能有助解答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犯罪现场遗留质素差又不完整的鞋印。调查人员可能无法确定鞋印是哪些特定的鞋子所留下，但却可能足以排除某些特定的鞋子，或有助识别犯人逃走的方向。
法证科学系统并非单单在实验室进行临床实验。相反，优秀的法医科学需要调查人员、科学家及其他持份者通力合作，辨认出并使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解决法律问题。其实，法证科学较电视剧所呈现的复杂得多。当DNA或鞋印样本被送到法医的实验室时，样本就已经经历了多个步骤及转折，而每个步骤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是无可避免，因为需要进行鉴证，一般都意味着案件发生过程相当混乱。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唯一的做法，是更透彻地理解所鉴证的痕迹是如何造成、存留、转化、互相影响以及应该如何解释痕迹所带出的证据。
对于法证科学是否可靠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争论说明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普罗大众（即是潜在的陪审员），以至着名的法律从业员及非专注法证科学的科学家，均缺乏对法医科学的理解。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奥巴马政府分别在2009年及2016年发表的两份报告，均批评某些使用法医证据的方式，引起国际反响及检讨；最终提议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强化法证实验结论的可靠性。而在澳洲方面，在国家法证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的领导下，这些改革经已进行了数年。
然而，鲁塞教授表示，这些报告却未有将「犯罪现场管理」纳入法证的领域，亦未有就解释法证证据这具有挑战性的程序提供更清晰的指引。教授指，若社会有意认真地改善法证科学的成果及效益，就必须针对这两方面作出改革。
正如媒体报导所指，证据解说仍然是法律和科学界之间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应该如何刻划科学家及法律从业员之间的责任界线？教授指出，法律界对法证证据了解不足，绝对是双方的共同责任。若社会认为，传统的实体证据已很难理解分析，那么刑事司法系统将可以如何应付迅速发展的数码世界、如何分析及查证数码电子证据？
鲁塞教授表示，更完善的教育、研究及互相合作，将有助促使我们更透切地理解法证科学及其基本原理，从而维持对司法体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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