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安·斯图尔特（Deanne Stewart）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Super Aware的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她表示，她非常了解解决澳大利亚性别薪酬差距问题的必要性。
斯图尔特说，Super Aware代表 110 万人管理 1250 亿澳元的养老金，这些成员大多来自公共部门，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
“这非常重要，因为最终性别薪酬差距会对女性的财务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会影响她们的现在，而且会对她们的未来产生连锁影响。这不仅是性别薪酬的差距，而且会转化为养老金的差距，这意味着女性退休时，她们的退休金比男性最多会少 50%。”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全国性别薪酬的差距仅仅略有改善。
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表示，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少22.8% ，这一差距意味着女性每年的收入比男性少约 25,000 澳元。
在过去七年中，澳大利亚尽管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女性教育方面排名第一，但在女性经济参与度方面的排名却从第 14 位降至第 70 位。
Super Aware 最近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可以更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
有1,500 多人在一月和二月参与了调查，以了解公司企业是如何实施性别薪酬平等政策的。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制定性别薪酬平等政策；44% 的人不知道他们的雇主是否有这样的政策。
维州工会委员会（The Victorian Trades Hall）的助理秘书威尔·斯特拉克（Wil Stracke）说，女性财务状况更差的话还会造成其它间接的影响。
“从我们在维州工会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中我们了解到，60% 的女性职员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别暴力。我们知道五分之一的人辞职了，因为她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知道性骚扰是一种流行病。我们知道目前的体制和结构无法遏制这类情况。而且我们知道公司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在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解决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个行业都存在着偏向男性的薪酬差距，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发现女性在疫情期间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大约 60% 的一线工作人员，比如教师、护士、店员，都是女性。
斯特拉克说这些职业需要重新评估，需要全国各地出台法律，要求雇主制定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政策，类似于维多利亚州的《2020性别平等法》。
对于刚刚抵达澳大利亚的阿富汗女性来说，找工作非常困难。
玛丽亚姆·扎希德 (Maryam Zahid) 15岁时逃离阿富汗的战火抵达澳大利亚，她当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段经历促使她四年前在悉尼成立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妇女在行动”的组织，以支持经历过战争和创伤的妇女和家庭。
“战争在你的心里和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大洞。它给你造成了创伤，而这种创伤永远无法癒合。对我来说，我刚刚来到澳大利亚时，首先意识到的是至少我不必依靠男性监护人来保护我，我可以是个女人同时也是个人。这是我来到澳大利亚后意识到的第一件事。但同时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我的日常工作涉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我知道这种事情在这里也发生着，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Gabriela Australia 是一个菲律宾妇女组织，为受到家庭暴力影响的菲律宾妇女儿童提供帮助。这个组织的现任主席是内斯·加万佐（Ness Gavanzo），她十年前从菲律宾来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她作为 Gabriela Australia 主席，她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
自 2018 年以来，她一直在争取改变《移民条例》中的家庭暴力条款，要把临时签证持有者包括在内。如果签证持有者的担保人是施虐者，则允许受害者过渡到永居签证而无需担保人。
加万佐女士说，遭受家庭暴力的移民妇女没有被纳入统计数据，这意味着缺乏为她们提供的资金和服务，这有时甚至会导致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
“即使是目前的统计数据表明一名妇女因家庭暴力而被男性伴侣杀害，而这并不包括持临时签证的移民妇女。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应该为所有女性提供相同的服务。这些服务已经到位，但为什么不能包括移民妇女？”
2022 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今天的性别质量与可持续的明天”。 加万佐女士说，如果要有所进步，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必须立场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