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生博士生成为高校种族歧视受害“高危人群”?

Asian woman sitting at a desk using an laptop and writing in a notebook

今年2月,人权委员会发布了历时数年的高校种族歧视调查Racism@Uni调查最终报告。报告指出,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高校体系中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在课堂、研究关系乃至实习环境中反复出现,呈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 Source: Moment RF / Kilito Chan/Getty Images

今年2月,人权委员会发布了历时数年的高校种族歧视调查Racism@Uni调查最终报告。报告数据显示,约13%的本地学生、以及接近五分之一的国际学生表示,曾在校园中经历与种族相关的不公平对待。而在研究生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那么,这些“并不总是显性的”差别对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权力结构更为集中的研究生阶段,学生又为何更难发声?点击 ▶ 收听完整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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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发布了高校种族歧视调查Racism@Uni的最终报告。

这项历时数年的研究指出,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高校体系中并非零散个案,而是在不同层级、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呈现出某种制度性特征。

调查显示,约13%的本地学生与19%的国际学生表示曾在校园中经历种族主义。

而在研究生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

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理事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ssociations, CAPA)认为,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与研究生阶段特有的权力结构与学习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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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财政负责人张雨佳(Lucy Zhang)(左),与副主席李逸中(Richard Lee)(右)。

CAPA副主席李逸中(Richard Lee)与财政负责人张雨佳(Lucy Zhang)在接受SBS普通话节目采访时指出,相较于本科阶段,研究生所处的学术与资源体系更为集中,这使得一些问题更不容易被看见。

权力不对称下的学术孤岛

根据报告数据,受访博士生报告遭遇种族歧视的比例高达17.6%,而女性国际博士生遭遇直接种族主义的比例尤为突出。

CAPA指出,当导师同时掌握资金、研究方向与学术评价时,学生在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

Lucy表示,即使没有明确的歧视行为,“只要存在偏见,在高压环境中就足以对学生造成长期影响”。

她提到,博士阶段本身已伴随高强度的学术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来自导师的负面信号,都会被放大。”

在这样的结构中,“沉默”成为一种常见选择。

报告还显示,高达47%的歧视事件发生在小型课堂教学中,远高于学生社团等社交场合。

对此,Richard认为,这与互动频率有关:“小班环境下接触更多,有些人反而更容易表达真实想法。”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学生因担心语言或文化差异,不愿主动发言,从而在课堂参与中逐渐边缘化。

Lucy Li的观察则更接近日常经验。

在小组作业中,学生往往倾向于与相似背景的人合作,“背后可能存在刻板印象,比如认为某些文化背景的学生不够努力”。

她强调,这类判断往往缺乏事实依据,却在无形中影响合作机会。

除了课堂环境,报告还将“无薪强制实习”列为风险场景之一。

数据显示,约16.3%的参与此类实习的学生表示曾在实习单位遭遇种族主义。

对许多学生而言,经济压力与制度要求在这一阶段交织。

Richard指出,实习的首要问题往往是生计:“很多实习没有薪水,但学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同时还要承担房租和生活成本。”

他提到,有学生在冬季甚至需要在“开暖气”与“吃饭”之间做出选择。

投诉成本与制度困局 造就“沉默的94%”

报告显示,仅约6%的受访者曾正式投诉。

Richard认为,一方面是学生“不确定是否有用”,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后果:“很多人会想,如果投诉被导师知道,会不会影响毕业。”

在制度层面,Lucy认为现有投诉机制 “程序完整,但成本较高”。

她表示,从流程上看,高校的投诉体系具备基本规范,但执行周期较长。

“对很多学制只有一两年的研究生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接近整个学习周期,”她说。

“从意识到问题,到收集证据、提交投诉,再到等待结果,可能已经耗去大部分学习时间。”

对于未来的改革方向,CAPA强调,改善学生福祉不应被视为附加议题,而应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包括建立更独立的申诉机制、优化导师培训体系,以及在制度层面强化问责。

在个体层面,两位受访者均强调“沟通”的重要性。

Richard建议,学生在感到不适时,应与同学进行比较与讨论,以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

Lucy则建议借助校友与前辈经验,理解导师行为的边界,并在必要时保留证据。

面对报告揭露的严峻现状,CAPA正联合多个学生组织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核心诉求之一是建立“国家学生监察员”(National Student Ombudsman)制度,以提供不受大学行政干预的独立申诉渠道。

目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正处于转型期。

随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的拟议成立,CAPA主张应将学生福祉置于核心考核指标之中,而非仅仅将其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附属品。

宏观来看,Lucy认为解决高校种族主义问题最亟需的是社会层面“观念的形成”。

她认为,种族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差异的理解方式。

“如果从教育阶段开始,就将文化背景视为客观差异,而不是能力判断的依据,那么很多问题可能不会发生,”她说。

她同时指出,大多数人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极端声音更容易被放大。

如果社会整体形成对多元文化更稳定的认知,那么极端言论本身也会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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