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斯本街頭多張「AUSSIE」海報早前遭到破壞。網上照片顯示，曾參與本地極右集會的網上內容創作者 Andre Mamet 和 Mitch Hobbs，塗改了澳洲藝術家 Peter Drew 的作品。
Peter 接受 SBS 中文訪問時表示，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遭到破壞。過去十年來，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每一次海報被撕毀、覆蓋或噴漆，他都會重新印刷，再次張貼。
其中一張被人用「CHINESE」來覆蓋「AUSSIE」字樣的海報，上面的照片是出生於維州的華裔女子 Irene Law。
Peter 表示，這些照片中的人物並非演員或模特，而是曾生活在澳洲的非白人居民。他們的檔案照片來自澳洲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對他而言，這些海報從來不只是一件街頭藝術作品：它們記錄的是一個容易被遺忘的歷史 ── 在白澳政策時期，一些出生於澳洲的非白人居民，僅僅因為膚色，就被要求證明自己有資格回到自己的國家。
尘封的華人女子檔案
Irene Law 的照片來自國家檔案館保存的「聽寫測試豁免證明」(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CEDT) 申請資料。這份證件的存在意味著，一位非白人居民即使在澳洲出生、生活多年，一旦離境，也可能需要申請政府批准才能返回家園。
Irene 的孫子 Steven Law 直到她去世後，才從這些文件中了解這段經歷。「我們有些生氣，這些人是澳洲人，他們出生在澳洲，卻需要這些文件才能回到這個國家。」
照片後來被 Peter 選入《AUSSIE》海報系列。他從國家檔案館保存的聽寫測試豁免申請中選取非白人澳洲人的照片，製作為海報張貼在城市街頭。海報沒有附帶人物生平，只有「AUSSIE」這個看似不需要解釋、實際上長期被種族想像所限定的稱呼。
國家檔案館介紹，這一系列的人物都曾申請聽寫測試豁免；不少申請文件還保存了他們的指紋、掌紋和身體特徵，用來核實身分。Peter 希望這些面孔與「AUSSIE」並置時，能夠衝擊坊間對「澳洲人」外表的既定假設。
對 Steven 而言，祖母出現在海報上，是一次遲來的認可。「我們一直知道她是澳洲人，也知道她非常美麗。現在她的照片下面寫著『澳洲人』，這對我們家庭來說是一種肯定。我們知道自己是澳洲人，而這讓我們非常自豪。」
Peter 說：「當我在檔案館發現這些照片時，我覺得這是一份驚人的影像記錄。它們展現了 100 年前澳洲社會的多元面貌。」
生於澳洲 回家卻要申請
Irene 生於維州鄉鎮，父親來自中國，母親為歐裔。父親在她兩歲時去世，此後她由另一個華裔與歐裔組成的家庭收養，在墨爾本長大。
18 歲時，她隨養父前往香港。養父希望為自己的家具製造生意尋找工人，並在中國拓展業務。Irene 後來在香港結婚生子。丈夫在戰爭期間因病去世後，獨自撫養孩子的她選擇回流。
Steven 表示，Irene 後來確實回到了澳洲。她的一個兒子、也就是 Steven 的父親，14 歲回澳後在北墨爾本上學。一家人曾住在 St Kilda Rd、戰爭紀念館對面的公寓。Irene 後來曾前往美國生活，七十年代中返回澳洲，1980 年去世。
Steven 認為祖母一生充滿傳奇：「她出生在維州鄉鎮，在墨爾本市中心長大，後來去了中國，在那裡組建家庭，經歷戰爭，又設法把孩子帶回澳洲。」
然而，這段家庭史在他小時很少被提起。「我們只是一些在澳洲長大的孩子，我們想成為普通的澳洲孩子。那一部份過去，當時對我們沒有太大吸引力。某程度上我們甚至想否認它。」
直到八十年代，Steven 的姐姐 Christina 開始調查家族歷史，才發現 Irene 曾經申請聽寫測試豁免證明。Christina 也發現，Steven 母親一方同樣是澳洲出生的華人；她的父母、叔伯和姑姑在往返中國時，也需要申請類似證件。
國家檔案館的資料顯示，已經居住在澳洲的非歐裔居民，如果計劃短期出境，可以申請聽寫測試豁免證明，以免在返回時被要求參加聽寫測試。申請人通常需要證明自己「品行良好」，取得他人書面擔保，並提交正面、側面照片及身體特徵資料。在部份申請中，政府也會收集手印或指紋。
換言之，這並非普通旅行證件。它要求一個已經在澳洲生活的人，在離開前證明自己被允許回來。
Irene 出生時，法律上還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澳洲公民」身分。澳洲公民制度直到 1949 年才正式建立，在此之前，澳洲出生者通常屬於英國子民。但歷史學者 Michael Williams 指，在當時的法律架構下，出生於澳洲已經足以確認 Irene 的身份。
問題不只在於法律身份，還在於社會如何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澳洲人。
「法律上，他們當然是澳洲人；社會上，情況就複雜得多。如果一個人看起來像華人，即使他說著澳洲口音，也可能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澳洲人。」
Steven 記得，六七十年代，他和兄弟姊妹是學校裡僅有的亞裔孩子。「我們會被叫難聽的名字，也會被取笑，所以會覺得有些孤立。我也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我珍惜那些友誼，因為我知道他們看重的是我這個人，而不是我的膚色。」
當別人問他「來自哪裡」，Steven 通常會回答墨爾本或澳洲。但這樣的答案有時會引來追問。「他們會說『真的嗎？』他們以為來自墨爾本或澳洲的人應該是白人，而非亞洲面孔。我只能說『是的，這就是我。』」
設計好讓人失敗的聽寫測試
白澳政策時期的聽寫測試 (Dictation Test) 是澳洲 1901 年《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 的核心政策。
根據國家博物館的資料，移民官可以要求被認定為「不受歡迎」的入境者接受由 50 個字組成的聽寫測試。考試最初可以使用任何一種歐洲語言，1905 年後則要使用「指定語言」。選擇哪一種語言是由移民官決定。
即使一個人通過英文測試，考官仍可換一種語言重新測試，直到對方失敗。白人英國移民通常不會被要求參加考試。
法律條文沒有直接寫明要排斥甚麼人。表面上，它考查的是識字能力；實際上，官員擁有足夠的裁量權，可以透過選擇申請人不懂的語言來實現排斥。
歷史學者 Michael Williams 表示他看過一些個案，一旦有人聽懂英語並開始正確書寫，考官會立刻換一種考生不會的語言，讓其繼續。
「接受聽寫測試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華人，但政府會說，我們只是給你做一項測試，不是因為你是印度人，也不是因為你是中國人，這是絕對的公平。 」
它不是一場很難、或者是一場不公平的考試，而是一個騙局。它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讓特定的人失敗。
數據顯示，從 1902 年到 1909 年，大約有 1359 人參加測試，只有 52 人通過；1909 年到 1958 年廢除之間，沒有任何人通過。
Peter 認為，聽寫測試反映出當時的澳洲希望實行種族排斥政策，卻又不願直接承認這一點。「他們沒有明說，澳洲就是要排斥非白人，而是把這種排斥包裝成一場聽寫測試。這裡存在的悖論，正是這些海報想要呈現的東西。」
他說，這兩層意義之間的衝突，反映了民眾心中理想化的澳洲與真實歷史之間的距離。「這些海報具有雙重含義。第一層意思是，海報中的人是『澳洲人』，這是對他們澳洲人身份的一種肯定；但另一層意思是，白澳政策也是『澳洲人』歷史的一部份，而這一點並不值得慶祝。」
Williams 認為，理解白澳政策的關鍵是：政府必須先否認澳洲本來就存在的種族和文化多樣性，再創造一套行政制度，維持「白人國家」的想像。
「澳洲稱自己為白人國家，本來就是荒謬的，這裡一直有原住民，也一直有大量非白人居民。要建立所謂的白人澳洲，首先必須否認現實；而一旦否認現實，就需要不斷製造新的辦法，維持這個虛構說法。」
華人史不是澳洲史的旁支
在維州 Ballarat 居住三十多年、澳中文化社團主席兼當地華人博物館籌備董事會成員張沖天 (Charles Zhang) 長期致力於挖掘和保護早期華人移民歷史。
他表示，在維州金礦區，當地居民的飲食主要以麵食和肉類為主，華人經營的菜園則為社區提供了綠色蔬菜和重要的營養來源。「在20世紀初歐洲發生黑死病的時候，澳洲沒有被影響到，這和當時維州和新州的華人提供的綠色蔬菜等有很大的關係。」
「澳洲早期華人史，就是澳洲早期發展史。他們不只是來挖金礦，也帶來了手工技術、木工技術和蔬菜種植技術，參與了當地商業、農業、礦業和社區的發展。」
對於「誰有資格成為澳洲人」的問題，他以所查閱的一個歷史個案為例子：一戰期間，一個混血華人家庭的六兄弟都希望入伍，其中四人獲准參軍，另外兩人被拒，理由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歐洲人外貌」。
「他們是為了對這個國家表示忠誠而參戰，去冒生命危險。但他們仍然可能因為長得太像華人而不被允許參軍。」
隨著對家族歷史的了解加深，Steven 不再把華人背景看作與澳洲身分認同相衝突的部份。「我們因出生、成長和生活的社會而成為澳洲人，但我們也有華人背景。所以我們一直是兩者，而不是非要選擇其中一個。」
除了原住民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或種族可以獨佔『澳洲人』這個詞。
他希望，看到 Irene 海報的人能夠理解，她並不是被象徵性接納為「澳洲人」的外國人，她本來就是澳洲人。「她是澳洲人，我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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