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後，在聯邦政府的預算和計劃中羅列了一系列巨型交通項目。政府認為它們不但能夠改善澳大利亞的交通，還能刺激經濟創造就業。
格拉頓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髮現，這些巨型交通項目可能會讓納稅人承擔很大的成本風險。
10年前，澳大利亞只有一個價值超過50億澳元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如今有9個，其中僅僅6個的成本就已經高達240億澳元。
超支嚴重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項目的造價水漲船高。
2010年，從墨爾本到布裡斯班的內陸鐵路耗資44億澳元，目前估計耗資99億澳元。
墨爾本的東北線在2008年的造價為60億澳元;目前預計耗資158億美元。
2015年，悉尼地鐵西南線計劃耗資110億澳元，今年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宣布，最新的成本估計為155億澳元。
即使在超級工程時代之前，成本超支也是一個大問題。
在過去的20年裡，澳大利亞政府在交通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比他們最初告訴我們的要多出340億澳元。
對過去20年裡建造價值在2000萬澳元或以上的所有項目的分析顯示，實際費用比承諾費用高出21%。
大型項目的風險尤其大。自2001年以來，超過三分之一的超額支出來自於七個大型項目。
未成熟規劃就提前宣布的項目風險也特彆大。約有三分之一提前宣布的項目佔超出費用的四分之三以上。
疫情之後
澳大利亞政府目前正在加快建設交通項目，期望從COVID-19衰退中恢复基礎設施建設。
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經設想好的交通項目上花費巨資幾乎沒有意義，因為疫情已經把人口增長推到了臨界點，而且隨著在家工作成為“新冠常態”的一部分，將來上下班的人會越來越少。
危險在於，政府急於建造那些最終可能成為累贅的東西。
甚至在疫情之前，總理、聯邦財政部長和州基礎設施部長們就擔心沒有足夠的工人、材料和機械來完成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在已經出現瓶頸的情況下，競相建設疫情爆髮前設想的項目只會推高價格。
研究人員認為，如果政客們避開他們喜歡稱之為“國家建設”和“城市塑造”的大型項目，而把更多的錢花在升級現有基礎設施以及老年護理和心理保健等社會基礎設施上，納稅人將得到更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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