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在澳大利亞長大過程中，我特彆希望自己有一個更Aussie的爸爸，就是喜歡運動、熱衷燒烤、假期帶孩子露營的那種。
而我的華人爸爸從不做這些——身高不足5英尺、體重不超過50公斤，他看起來就不像那種爸爸。大部分時間他獨來獨往。
他的日常就是夾著公文包、穿著短袖襯衫，朝九晚五地上下班。
晚上和週末，他就在由車庫改裝成的影音室聽莫扎特、Beatles和粵語金曲。牆上蓋滿了雞蛋包裝盒、我畫畫班的“傑作”，這打造出了高級音響的效果。
他話不多，我記得小學時有個課程是寀訪家裡人，我們不得不問些比如喜歡什麼顏色、第一只寵物、最大的成就之類的問題。
我爸的答案是，他沒有最愛的東西、沒有寵物、還在等待這輩子的最大成就——他的婚姻、兩個女兒、英國博士學位都不達標。
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我只知道噹我八歲和父母從香港搬來墨爾本時，是因為爸爸在墨爾本的一所大學找到了電氣工程方面的教職（很久之後我們才知道我們搬離香港的原因是香港回歸中國，而我的父母併不確定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會怎樣）。
直到我上大學，才從談話中了解到爸爸教的班級是怎樣的，他說他執教的第一年裡課堂上主要是十幾歲的男孩子，有些人在教室後方打瞌睡，還有人把紙飛機扔來扔去，他也是被扔的目標之一。
噹時想到我那溫和、說話輕聲細語的父親試圖控制一屋子吵吵鬧鬧的年輕人的情景，我幾乎要哭了。
但他回憶起這個故事時併不覺得狼狽，他只是說，還不錯，學生們併不只對他一個人這樣，他們也對其他講師這麼做了。此外，他現在在教四年級，這些學生更沉浸於學習中。
時間流逝，我完成學業、搬離父母的家，就像每一個好女兒一樣，我每週總要回家喝一次湯。我從母親那裡遺傳了嘮叨的能力。噹我在家有問題要討論時，我和媽媽總會說上幾個小時。
而父親總是置身事外，他就喝著湯，回些簡短的郵件，概述下我的談話要點。
三年前，我回家跟他們說我要訂婚了，爸爸在廚房剝雞蛋，聽完後他只是繼續剝蛋，直到媽媽把他叫停讓他祝賀我們。
在我的婚禮上，他的髮言就用了大概25個字。他說我們一家四口來澳近30年，而今天是30年裡最重要的一天，今天我們變成了五口之家。隨後他向70多位來賓感謝他們的到來，然後就到了吃蛋糕環節。
爸爸在2012年61歲時退休，許多人會認為他會無法忍受退休生活的無聊，沒幾年就回去工作。但他併沒有，太極、Flat White和音樂構築起他的甯靜的退休生活。
去年，我女兒的出生打破了這種甯靜，作為公公（粵語中意為外祖父），爸爸打太極的時間減少了，推嬰兒車的時間多了。
在他的這個新角色中，他讓我看到了從未了解過的情感，比如噹小嬰兒扎在他胸前時他會咯咯咯地笑。
他像很多祖父母一樣，總是擔心外孫女穿得不夠暖，在寶寶身上裹上一層又一層，跟寶寶分離時他總是突然表現出一點點悲傷。
最近，我又想起小學時的那些問題，便再次跟爸爸提起，現在他說他最大的成就是兩個女兒，以前不能說，是因為還沒有把我們培養出來。而現在是時候了。
噹我現在看到父親在用專業隔音材料搭起的新的影音室，對他的外孫女做起鬼臉時，我能感覺到他的激動。
也許，噹他忙於工作時，他沒有將情感表露出來。而現在退休了，他可以坐下來享受勞動成果了。
Lucille Wong是駐墨爾本的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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