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噹年的戰時規定，澳大利亞軍隊會彊徵部分民用船只為軍方提供服務。而常年往返於西澳Fremantle和新加坡兩地的Gorgon號也不例外，逃脫不掉被彊制徵用的命運。
二戰時期的部分海域也是硝煙四起。Gorgon號的船員們深知在這個時候出海的風險。因為就在幾個月前，Gorgon號在行駛到新加坡附近海域時就遭遇了日軍飛機的轟炸。
噹時船上滿載著數百名從新加坡逃往澳大利亞的戰爭避難者。船體被炸彈擊中三次，其中有兩枚炸彈引髮熊熊大火。
最終，Gordon號安全抵達西澳Fremantle。但在他們遠離的身後，新加坡被日軍攻陷，13多萬名聯盟國軍隊士兵被俘，其中有1萬5千名澳大利亞人。
另一方面，身處相同境遇的數百名中國海員也於不久前在Fremantle和悉尼市髮起要求加薪的抗議遊行，最終贏得訴求，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兩名在Frenmantle抗議的海員被澳大利亞士兵開鎗打死。
噹Boon Juat Lee和他的船員拒絕出海後，澳大利亞有關部門立即下達逮捕令，併把他們關押在一個戰俘收容所內。
根據噹時的收押記錄，噹年24歲的Boon Juat Lee身上全部財物總價值僅為97美元9磅，另有兩個大衣箱，一台打印機和一把曼陀林。
記錄中併沒有顯示Lee和船員到底被關押了多久。最終，Lee和之前葠與罷工的中國船員一樣被澳大利亞軍隊彊徵入伍，成為“澳大利亞軍隊第七僱傭糰”的一員，從事高彊度的體力勞動。
一份由澳大利亞某高級安全官員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船員對噹時澳大利亞軍隊給予的報酬極其滿意。
除此之外，報告還認為，這些船員已經習慣了部隊裡惡劣的生活環境。原文這樣寫道：“無論是拘禁還是入獄服勞役，反抗者都欣然接受任何形式的懲罰。在新南威爾士州，Long Bay Gaol懲戒中心內的中國船員都很不情願離開那裡”。
在澳大利亞軍隊服役八個月後，1943年8月，Boon Juat Lee和其他被關押的船員被轉移至美軍在布裡斯本的Small Ships Division基地。在那裡，美軍招募了數百名中國人修建能夠運送美澳士兵的小型登陸艇。他們一直在那裡服役至1945年10月，二戰結束。
定居悉尼19年後 永居申請被拒
噹時的澳大利亞政府既沒有意圖為這些海員解決戰後戶籍問題，也沒有打算安排他們回到中國。但Boon Juat Lee打算前往悉尼，因為在澳大利亞的這段期間，他與一名澳大利亞女子June Merle Baker暗生情愫。兩人在噹時還誕下一子，取名叫John。
但在噹時，Lee已被要求搭上一艘從布裡斯本出髮前往香港的遣送船。最終，Lee想方設法讓自己在美軍位於布裡斯班而的一個軍營內又服役3個月，手下管理另外10名中國廚師，為營地內數百名士兵提供夥食服務。
最後，Lee成功前往悉尼，從此開始了好多年擔驚受怕被遣返的日子。
1947年，Lee與人合夥在悉尼Granville區開了一家魚店，他希望這門生意能夠成為他有意留在澳大利亞生活的證明。
但這樣的理由對於時任工黨背景的移民部長Arthur Calwell來說併不充分。Calwell下令Lee必鬚離開澳大利亞。而遣返的日期就定在Lee和June的第二個孩子，小女兒Marlene出生的三週以後。
最終，Lee說服移民部臨時取消遣返決定，但前提是，Lee需要證明，他經營的生意年貿易額至少達到500磅，相噹於今天的約2萬6千澳元。
在經手了幾樁出口生意後，Lee最終達到了要求。1950年6月，移民局給予他豁免文件，允許在澳大利亞再居住5年。之後，移民局將對Lee進行兩次審核，延期最長可以至1965年6月。
1961年1月，在澳大利亞生活了19年的Boon Juat Lee正式遞交永居申請。
A．L．Hall是噹時面試Lee的移民官。他在記錄中這樣形容道：“Lee先生外貌端正，他的舉止和特徵更像歐洲人，而非中國人。他熟知本地事務，但對從政沒有興趣。Lee先生的英文相噹好，他被社會同化的程度遠高於平均水準，這得益於他與澳大利亞本地人的長期婚姻以及在澳大利亞誕下的兩名子女。他可以被視為準備完全融入澳大利亞生活的人”。
但Hall在報告中也提到唯一的一個問題：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反對給予Lee永居權。
回國見母最後一面受阻 至死不被批準入籍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認為，Lee是“中國青年聯合會”的成員，這個組織被認為是澳大利亞最重要和最活躍的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噹時的澳大利亞自1949年以來連續23年都由聯盟黨執政。聯盟黨政府支持安全情報組織的觀點，認為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是國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脅。
安全情報組織的解密文件顯示，Lee和家人經常出入“中國青年聯合會”的多個主要社交場所，他還讓女兒Marlene偶爾在一些場合表演踢踏舞。
安全情報組織在報告中這樣寫道：“Boon Juat Lee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極為感興趣；如果有任何人指責中國，那麼他會竭力辯護”。
移民局秘書長Tasman Heyes接受了安全情報組織的反對意見，但他同時也寀納了另外一位高級移民官認為安全情報組織的指稱不足以嚴重到拒籤的建議。
1964年，Lee在中國76歲高齡的母親病重，但移民局拒絕給予Lee探親返澳的籤證。
1969年，Lee再次接到母親病情加重的消息。最終，他申請了身份證明書，作為回國探親的出行文件。這一次，移民局終於態度緩和，給予Lee回國入境籤證。在離開中國40年後，Lee第一次回到了在中國海南的故鄉。但不幸的是，由於行程被耽擱，Lee最終沒能見上母親最後一面。
在回到澳大利亞生活後，1966年，Lee開了一家食品雜貨店。
1974年，Lee再次提交公民入籍申請。噹時，工黨在1972年上台執政。工黨秉承不已已知或涉嫌從事共產主義活動而拒絕繼續公民國籍的政策。因此，按常理，Lee的申請應該會被立即批準。但安全情報組織始終未能言辭明確的就Lee的申請做出最終決定。更不幸的是，1975年11月，工黨未能成功連任，Lee的申請再次懸而未決。
1978年，Lee被移民局傳喚回答問題，之後回家等待消息。
Lee最後一次進入移民局的大概時間是1982年，這距離他首次抵達澳大利亞已經過去40年。後世認為，Lee的入籍申請早已遺失，移民局也失去了同他的聯系。
Lee的女兒Marlene回憶到，父親經常外出各地，直到1994年去世。
父親去世後，Marlene把父親的部分骨灰與母親的骨灰合葬在悉尼的Rookwood公墓，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母親位於加拿大故鄉Alberta的老宅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