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llis Huang並非「外省家庭」出身，然而，移民澳洲後，移民者的身份啟發她對台灣外省族群的研究熱忱，同時，她也多了一份理解。
要點：
- 外省族群塑造出台灣獨特的眷村文化
- 外省族群和經濟移民的移民背景相當不同
- Phyllis Huang出英文專書研究外省二代作家的作品
台灣的外省族群
台灣的社區文化組成相當多元，其中，外省族群泛指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至1991年期間，從中國大陸移居到台灣的戰後移民族群，又以1949年國共內戰，大批隨著國民黨來到台灣者為最大的浪潮。
Phyllis Huang介紹，當時國民黨政府替軍職人員和家眷蓋了大大小小的集合型社區，也就成為了「眷村」，共有超過800個眷村分布在台灣各地，並且以北台灣居多。
其實住過眷村的外省人只佔全部外省人總數的五分之一左右，可是眷村文化卻成為台灣外省文化的代表，因為住民很集中的關係，就產生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化。此外，眷村也將麵食文化帶進了台灣，影響深遠。
戰爭移民潮
Phyllis Huang分析，當時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是非自願移居台灣的，因此，這批戰爭移民與經濟移民的華人，離鄉背井的動機是相當不同的。
而許多隨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外省族群，先後又移民至世界各地，以美國為最大宗，成為華人移民浪潮中重要的成分。
她補充，根據許多訪談資料顯示，這些外省一代其實是很害怕戰爭的，同時，也會期許下一代遷移到更安全的國家。
外省人的身份認同
Phyllis Huang表示，一般來說，外省族群對中國大陸會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感。
可是這個情感並不一定只是單單的鄉愁，而是一種比較複雜的文化和認同的糾結。放在現代來說，外省一代與二代，通常在兩岸議題上是比較彈性的、也比較願意去涉及這樣的議題。不過，到了第三代、尤其在解嚴後長大的孩子，在身份認同上和台灣其他族群的孩子就沒有太大不同了。
Source: Phyllis Huang
當我們把外省人單單認定為台灣的族群之一時，我們很容易去想像他們一定得完全認同台灣、不可以有其他情感的牽繫。事實上，他們是移民，如果我們把他們認定是移民的話，就可以更能包容他們在原鄉之間的情感聯繫。
外省人在台灣的文化衝擊
Phyllis Huang說明，外省族群早期是依附在國民黨政府之下來到台灣的，而在台灣戒嚴時期之下，國民黨政府積極灌輸「國語」和中文書寫等文化，「所以即使外省族群他們遷徙到台灣，大概長達四十年，他們感覺不出台灣跟中國大陸在文化認同上有多大的差異。」
這個跟華人搬到澳洲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們一來到這裡，馬上就要學會融入當地的語言、跟社會文化的架構之中，可是外省人來到了台灣，情況變成了台灣當地的居民要去適應新移民者的文化，導致了外省族群的文化衝擊延宕了40多年，直到90年代台灣社會盛行本土化後才開始影響。
她分析，即便在本土化的台灣社會中，許多人將外省族群與國民黨、兩岸統一等思維連結在一起，但其實，不少外省族群自身其實相當混淆。
他們沒有辦法認同本土化的台灣，可是他們也沒有辦法認同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那變成一種雙重的認同流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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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二代作家的文學作品
Phyllis Huang表示，目前國際上針對台灣外省人的研究仍相當少，她於去年出版英文研究專書《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Mainlanders” in Taiwan: Becoming Sinophone》，集結對二代外省作家的研究精華，探討橫跨1980至201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針對外省認同的論述，以及在台灣本土化浪潮之下的身份認同。
她髮現，像是：朱天心、駱以軍、賴聲川等外省二代背景的作家，他們關懷的主題幾乎都與中國有關係，且「雖然這些作品裡面呈現的角色非常地依附於台灣，可是其實他們在台灣是孤單的。」
Phyllis Huang認為，探討台灣的外省族群議題，從海外華人研究的不同視角來看，會有不同的有趣發現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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