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第二波疫情爆發以來，似乎進入拐點，新增確診數呈現下降趨勢。然而，在醫療第一線的護士們，過得還好嗎？
通訊軟體LINE上有一個群組，聚集約20名有台灣背景的、任職於維州醫療單位的護理師。站在抗疫第一線、守護維州的她們，將揭開工作上不為人知的一面。
要點：
- 一群在維州的台灣護士互助關心
- 有護士在隔離酒店工作，直呼太恐怖了
- 有護士親眼見證新冠病患從輕症到瀕臨死亡的過程
從第一波到第二波疫情
維州自三月初爆發第一波疫情至今，醫療院所的管制越加嚴格。在新冠病房工作的Cinzia說明，第二波疫情後，所有護理人員都必須填寫健康自主表格，符合每一項條件、才能進到醫院上班。
陳女士任職的單位融合了新冠病房與心臟胸腔科，她表示，最一開始醫院不允許醫護人員戴口罩，後來才逐步調整，接觸COVID-19確診病患時，從需配戴醫療級口罩，變為N95口罩。
在急診室工作的雅文則表示，急診室和加護病房的資源本就相對較多，因此在疫情一開始，她和同事就配戴口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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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已经成为防疫日常，那么用过的口罩应该怎么扔？
比較澳洲和台灣抗疫措施
2003年全球爆發非典（SARS）時，雅文就在台灣的急診室工作。她解釋，當初在尚未搞清楚病毒的傳播方式前，台灣的醫療單位只能慢慢摸索。
有了SARS經驗，台灣在這次就能以最快速度應對COVID-19。然而，澳洲沒有經歷過類似的疾病大流行狀況。
（澳洲）就像十幾年前的台灣一樣在做中學，但沒有學得很好。
任職精神科的Landy表示，SARS期間，台灣的醫院禁止護理學生進去實習，澳洲這次則採相反手段，鼓勵更多在學的護理學生投入醫護工作。Landy認為，雖能快速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但也存在訓練不夠等問題。
陳女士補充，SARS爆發時，台灣的護理人員被禁止回到家中，休假時也只能待在醫院宿舍，而目前維州的政策，仍允許接觸過COVID-19確診病患的醫護人員下班返家。
COVID-19醫護工作最深刻的事
Cinzia親眼見證病房內第一例死亡病例，從輕症到瀕臨死亡的過程，來得迅速又不可預測。而那位病患離世前，只有她和其他護士陪伴在側，當時她都難過地心碎了。
陳女士對社會的愛心印象深刻，她說，包括華人社區，有很多善心人士自動捐贈口罩、護目鏡等PPE設備給醫療工作者，也有華人媽媽特別花時間，縫製布口罩和頭套送給他們，讓她十分感動。
Landy則分享，她所面對的多是慢性精神病患，許多人都是院內長期的住戶，並已養成日常的外出和社交習慣，例如：在看護陪同下上健身房、圖書館、看電影等。一時之間，這些病患面對封城令很難調適，甚至有人因此病情加重，令醫護人員壓力很大。
陳女士收到外界的愛心物資 Source: 陈女士/陈女士的妹妹
雅文的急診室工作，在兩次疫情之間有明顯不同的感受。她表示，維州第一次封城時，許多人心存畏懼、幾乎不敢出門，讓急診室冷清許多，也阻擋了一些只需看家庭醫生即可的輕症狀病患造訪醫院。
不過，第二次疫情爆發以來，數字比第一次多了很多，再加上安養院群聚感染的病例，被送往醫院後、佔用掉許多病床。大量處於急診室的人不能往病床送，導致醫護人員焦頭爛額。
任職精神科的羅密歐曾到監獄和隔離酒店工作，她分析，監獄的防疫措施比起醫院和其他單位“超前部署”，三月之前就完全禁止訪客，且犯人會見她時，都得先經過體溫感測。
羅密歐也提到，自己曾透過護士人力仲介單位，介紹到墨爾本的隔離酒店工作。
那邊真的是很恐怖的地方。所有人只是為了去賺錢，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她指出，根據自己的經驗，DHHS的組成並非都是健康相關的官員，像是：負責指派她和其他護士工作的小組長，原本工作是在政府單位管控犬隻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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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分享，在酒店會議廳臨時組成的護理站，口罩、PPE醫療資源相噹豐富，然而，同時也堆滿兒童玩具、童書、畫筆等資源。羅密歐質疑，政府沒有將預算花在最緊急的刀口上，且預算分配不均。
隔離酒店護理站畫面 Source: Supplied by 罗密欧
醫護人員互助群組
共約20名在維州工作的台灣白衣天使，組成一個LINE群組“COVID新冠下的漫談”，互相關心彼此工作和身心狀態。
她們每天會在群組上猜測確診數字，猜得越接近者，就能穫得陳女士贊助的一杯咖啡。
Landy強調，猜數字並不是戲謔性的娛樂，而是對醫療工作者的打氣與鼓勵，看著近期每天下降的數字，就能獲得希望與心理上的支持。
我們很努力地在工作，我們真的希望可以看到維多利亞洲可以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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