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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你的权利”:南澳奶茶店事件后华人社区工资盗窃报告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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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阿德莱德一家奶茶店发生的因疑似工资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争吵视频在网络传播,这促使人们呼吁为弱势移民工人提供更好的薪酬保护。

自1月底发生Fun Tea事件后,一名39岁的男子已被逮捕并被指控殴打他人,更多怀疑自己被少付工资的学生和打工度假者们正在积极寻求帮助。

他们所能依靠的并不再仅仅是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WO)。

阿德莱德的两个劳动者权利倡导团体告诉SBS中文,由于人们对临时工被少付工资这一现象的意识提高,他们接收到的来自移民工人的咨询数量出现上升。

为工人提供免费法律意见和咨询服务的南澳妇女工作中心(Working Women's Centre SA Inc)的宣传专员Meng说:“它(Fun Tea事件)把工资盗窃这个话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点

  • 南澳部分华人企业的时薪平均为12澳元,有时甚至低至3至5澳元
  • 2019-2020年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收到的匿名报告中有46%是用简体或繁体中文撰写的
  • 南澳工人中18%的人被少付工资
  • 专家们呼吁加大对持续故意少付工人工资的雇主的惩罚力度

仅仅在截至今年5月的过去12个月中,南澳妇女工作中心接受咨询并提供帮助的中文为母语的工资盗窃受害者便达到50多位。

Meng说,中文为母语人士是该机构所接手的非英语工资盗窃受害者中比例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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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as charged over the altercation at the Fun Tea store in Adelaide's Chinatown and will face court in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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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前,阿德莱德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他们为当地企业填补了工作空缺同时获得收入,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亚洲。

疫情开始后,大量留学生离开澳大利亚,而在那些选择留下的学生中,有500多人加入了SA Labour Info Hub,这是一个成立于去年4月、旨在帮助留学生的非盈利组织。

该组织的创始人Jackie Chen说,移民工人经常收到来自少付工资的雇主的威胁,常见的说法比如“如果你举报我,我就告诉移民局,取消你签证。”

劳动者权利倡导者告诉SBS中文,工资盗窃的受害者们,尤其是亚裔社区的受害者们“终于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他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咨询,“不需要默默忍受”。

一些受害者告诉SBS中文,在寻求法律咨询后他们被补偿了自己应得的报酬。

一名不愿具名的受害者说:“不用害怕维权”。

2020年毕业之后,Meng接连面试了阿德莱德CBD的5份工作,这些雇主们最初都承诺她以合法的薪酬,但到二面时,雇主们的说法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告诉我,只能付10到12澳元一小时,说这在行业内是完全很正常的。他们还告诉我需必须先完成最长3个月的无薪实习,直至他们认为我‘完全具备能力’时跟我签一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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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ontage of Chinatown in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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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如是转述曾经从雇主那得到的反馈:

如果你想留在这,这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不干,又不是一定要你,还有上百个其他留学生在排队。

这些遭遇让Meng感到愤怒,在第5次被告知自己只能得到12澳元的时薪后,她决定站出来、帮助更多工资盗窃受害者,这也是她加入南澳妇女工作中心的初衷。

根据《公平工作法》,在澳大利亚,不受工作薪酬计划涵盖的工人的最低时薪为20.33 澳元,折合每周约 772.6 澳元。

而根据劳动者权利倡导者的说法,南澳部分华人企业的时薪约均为12澳元。

推动更严厉的法律

对南澳工资盗窃行为实施更严厉处罚的呼声也在加大。

全澳各地对少付员工工资的雇主所实施的处罚并不一样。

维州,不诚实地扣留工资、养老金或其他员工权益的雇主个人最高可判处10年的监禁,同时还将面临近20万澳元的高额罚款,而违法公司的罚款则近100万澳元。

新州在2021年推出了严厉的新法律,旨在打击那些在工资盗窃事件中逃避其工资税义务的公司。

根据这些法律,雇主如果没有保留确定其纳税义务所需的记录,或者在被要求时无法向新州税务局提供这些记录,将可能面临27500澳元的罚款。

昆州则在去年9月修订了其《刑法》中关于偷窃的定义,将工资盗窃定为刑事犯罪。违法行为可导致最高10年的监禁。

南澳的劳动者权利倡导者也在争取在该州通过类似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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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中文甚至听闻一些工人的时薪低至3至5澳元。

5月19日,SA Labour Info Hub在南澳议会前举行集会,敦促议会就南澳的工资盗窃问题采取行动。

Meng也参与了这场集会,她认为,工资盗窃入刑是重要一步,但仅仅入刑并不足够。

“还需要各方协调,很多方面要负起责任,大学负起教育留学生工作权益的责任,工会需要被赋予更多权力,商家应该被教育更守法律,推动社会风气的变革和人的维权意识。”

联盟党政府曾在2020年12月提出一项拟议法案,如果通过立法,故意少付员工工资的老板将面临最高四年监禁和110万澳元罚款,这会是劳资关系框架改革的一部分。

然而这项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已在今年3月被莫里森政府宣布放弃,其中就包括打击工资盗窃行为。

澳大利亚智库机构McKell Institute的政策总监Edward Cavanough告诉SBS中文:“我真的非常担心,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海外工人被少付工资,被剥削,被虐待,随后他们被送回自己的国家。”

他担心,对工资剥削无所作为,最终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这些移民工人,而是澳大利亚的国际口碑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能力。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因为它给经济活动上了‘手刹’……我们应该去解决工资盗窃问题,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华人圈”走出去?改变之?

一位来自阿德莱德唐人街的华人企业主说,她还记得自己当初作为新移民在工作场所所经历的艰辛。

这位女商人张燕霞说:“像我83年来到这,我也是当时拿几块钱去打的工啊。”

“我认为工资高与低,是看自己的……可以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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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拖欠和克扣工资并不限于华人企业,但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已存在数十年。

“掠夺性商业模式(Predatory business models)”,即少付工人工资、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做法,据说在澳大利亚很普遍。

阿德莱德大学2018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这种做法是多么普遍,以及它是如何被用来剥削澳大利亚逾百万临时移民的,其中包括学生和打工度假者。

Cavanough说:“少付工资或者说故意少付工资的比例相当可观,我们根据已有数据对南澳进行的分析显示,该州约18%的工人被常规性地少付工资。”

“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它(工资剥削)已经如此普遍,甚至变成了一种商业模式。”

随着人们对制度问题和工资权益意识的提高,被困在低工资中的移民工人正在慢慢地打破所谓的“华人圈”。

一位化名小安的工资盗窃受害者说:“通过这些小伙伴分享成功的经验,让我明白很多老板是‘纸老虎’,真的有法律工作人员介入时,他们就会原形毕露。”

而另一名工资盗窃受害者小王(化名)则表示“不会单纯地走出(华人圈)”,而应当正视那些“不健康、不正义”的“华人圈文化”。

“如果我们有能力,把华人圈子不良氛围改变,其实是更好的。”

尽管华人社区对工资盗窃的意识在增强,但据称一些移民工人仍在被雇主剥削。

SBS中文联系了一些被少付工资的员工,他们因担心失去工作或目前和未来的签证受影响等原因而拒绝视频采访。

另一名工资盗窃受害者Stephen(化名)说:“奶茶事件过后,风潮一过,据我认识的所有收现金的员工,他们的工资也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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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他们不会替你报税,只问你拿ABN,他们便不用给养老金,没有年假,受伤也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工作保险,是毫无保障的。 ”

今年4月,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还突击走访了阿德莱德唐人街地区的餐馆、咖啡馆和快餐店,对60余家商家进行审计。在此之前,专员署接到了大量关于该地区存在工资盗窃现象的匿名举报。但据说少付工资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Meng说:“你们要相信,你们值得更好的。”她希望唤醒更多人。

为何不走常规举报程序?

在2019-2020年,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收到的匿名报告中有46%是用简体或繁体中文撰写的。

但据一些华人受害者称,与专员署打交道的经历并非是直接进行的或总是愉快的。

小王说,她感到“(专员署的接线)员工很passive(被动)、不会问你的状况”,举报过程中缺乏“emotional support(情绪方面的支持)”,这令她最终选择放弃举报。

而另一名受害者Leo(化名)表示,在阿德莱德的一家连锁寿司品牌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期间时薪介于12至15澳元期间,且在周末或公共假期上班也没有补薪(penalty)。

在此工作期间,她曾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匿名举报过当时的雇主4至5次,但据她观察,这些雇主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查,在她看来,举报几乎“石沉大海”。

南澳妇女工作中心说,没有快速的维权途径。

“想维权,也没有很快速的途径,有些人会不了了之,”Meng认为,“(另外,)很多人是全职学生,打工是副业,没有余力去维权。”

SBS中文就针对匿名报告的调查询问了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专员署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持续利用从匿名报告中收集到的情报……优先处理涉及移民工人的问题。”

据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提供的数据,在2019-2020年,专员署提交法庭的案件中有44%涉及签证持有者工作人员,追回总金额为170万澳元。

这位发言人说:“我们还通过为签证持有人进行的诉讼,获得了近300万澳元的法庭判决罚款。”

而Edward认为,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已利用职权和资源尽其所能,问题的关键是专员署几乎未被赋予向雇主发出其严重违规法令的权力。

他说:“他们所拥有的像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工资盗窃入刑,这样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发现此类事件时就能转介到犯罪处理流程。”

澳大利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自2019年以来,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网站有下拉菜单可提供中文翻译信息,以便华人移民了解自己的工作权利以及如果被少付工资该如何处理。

在Fun Tea事件后,专员署在收到显示该地区的一些企业可能违反工作场所法律的情报后的确采取了行动。

但这足够了吗?

2017年,《公平工作法案》包括了《2017年公平工作修正案(保护弱势工人)法案》,对那些被判工资盗窃罪的人实施了更严厉的惩罚。

自2018年以来,南澳议会的工资盗窃问题特别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这一问题,包括Fun Tea事件。

调查探讨了工资盗窃发生的原因,这可能导致对现行监管框架和做法的建议。

南澳绿党议员Tammy Franks认为,虽然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在2016-17财年完成了26917项援助请求,并追讨回了逾3060万澳元,但这些请求中只有55项,即0.2%,进入了法庭程序。

他在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可以执行合规和处罚,但要迫使雇主支付薪酬远非易事,这显示出专员署实际上拥有的权力有多小。”

而该委员会的主席Irene Pnevmatikos对SBS中文表示:“需要加大对那些持续故意少付工人工资的雇主的惩罚力度,我们需要简化法庭程序,使工人能够对少付工资的行为进行索赔。”

她说:“在澳大利亚,我们不断被告知,这是一个公平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工作场所葆有工作实践的透明度,我们需要有统一的规则。否则,我们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

2018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被普遍认为是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措施解决现代奴隶制问题。

然而,根据该法案,只有年营业额达到1亿澳元的企业才需要说明他们为确保供应链不涉及现代奴隶制而所做的努力。

商界观点

尽管南澳的少付工资问题主要聚焦在华人企业,但劳动者权利倡导者和华人企业主都表示,这不是华人社区独有的问题。

南澳阿德莱德中国城协会前任会长、同时也是唐人街一家彩票店的生意主陈文芳说:“不单只是在我们华人的商场上,其他澳洲人也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并不是我们华人就特别这样子。这是在每个种族的商场上都有这样的事的。”

“这个(Fun Tea)打人事件不应该发生,可是发生了就传到世界各个角落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对南澳、对阿德莱德来说负面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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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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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71岁的陈文芳曾参与Study Adelaide的工作,以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到南澳。

他说,阿德莱德唐人街由华人经营的数百家企业深深依赖于留学生劳动力。

“在2019年那年差不多有3万个外国留学生在这里的大学和学校就读,现在来说只有几千个人。”

他说:“没有这帮人支持,对我们经济影响非常大。”

而张燕霞则说,经营小生意是很困难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企业选择支付低于最低时薪的工资。

她说:“如果全部要按政府那样,不管你有没有经验来做的话,我想对饮食业是比较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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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a Zhang runs her own business in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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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希望对那些持续故意少付工人工资的雇主的惩罚应该加大,而陈先生认为,所有企业主都应该遵守法律规定的金额支付。

他还强调,少付工资现象不仅存在于华人企业,也发生在其他社区。

他说:“我们大家是做商业的,我们大家要遵守政府规定的薪资支付员工,这是不可否认的。”

这同样也是南澳妇女工作中心所想要表达的。

“我们不希望谈到这个问题,说这是中国人的问题或劣根性,”Meng说,“不仅华人社区存在,工资盗窃在全澳的各个大中小企业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Meng认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临时签证持有人频频成为工资盗窃新闻的“主角”,除了英语能力有限外,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充分的工作权益教育,也缺乏快速的维权渠道。

根据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的数据,2019-2020年提起的诉讼中50%的案例涉及快餐、餐馆和咖啡馆行业。

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知道这些行业雇佣了大量移民工人,我们针对这些雇主锁定了超过180万澳元的法庭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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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你的签证被取消”

小王先后为阿德莱德两家商家工作,所得到的时薪介于12至15澳元之间。

她说:“老板会各种方式说不容易,还有东方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思想”,“还devalue(贬低)你,只值这个钱,(如果)告了,(公司)倒闭,你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

而这样的事例让Cavanough等政策专家感到担忧,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将如何描述澳大利亚?

“不会是海滩或是其他美好、有趣的事物,那将是一个黑暗故事,我认为我们需要好好思考这一点。”

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没有得到好的处理结果,关于被少付工资的工人的故事无疑正慢慢地传入移民工人群体中。

2019年在为一家红酒公司工作过5个月之后,小安终于无法忍受长期低于法薪的工资和被拖欠1个月工资而向雇主提出了辞职,随后在2020年开始寻求合法的法律途径。

但等待她的却是来自前雇主的威胁。

“(前老板)威胁我,华人圈很小,让我小心。”

这名生意主甚至还通过第三方联系小安,表示想“私了”。

在法律援助下,这并未给小安带来过多的困扰。

在接受援助后,她最终得以拿回了身为全职员工的合法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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