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原有裁决，该案原裁决承认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这一改变突出了澳大利亚在获得堕胎服务方面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由注册医生实施的堕胎在所有州和领地都是合法的。
在澳大利亚获得堕胎的机会
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对美国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妇女部长凯蒂·加拉格尔（Katy Gallagher）警告说，堕胎权有可能在这里开始倒退。
“我认为美国的决定给我带来的信息是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在议会前辛苦争取来的胜利可以被轻易夺走。”她本周在ABC电台上表示。
自由党副领导人苏珊·莱伊（Sussan Ley）说，这项裁决是美国的一次“倒退”。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任何把个人问题，以及一个女性或一个家庭必须解决的敏感问题与犯罪同级而论，我对此感到不适。”
以下是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如何制定和实施堕胎法的情况。
昆士兰
自2018年起，怀孕22周以内的人可以要求终止妊娠，无需向医生透露原因。
如果两名医生同意终止妊娠，则可在22周后进行终止妊娠。
堕胎在2018年在昆士兰被非罪化，此前，对该立法持不同意见的政界人士展开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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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
在新南威尔士州，堕胎于2019年10月从刑法中被删除。
怀孕人士可以在怀孕22周内寻求堕胎。在此之后，堕胎必须在医院或经批准的卫生设施中进行，由专业的医疗从业人员在咨询过其他从业人员后进行。
出于自愿反对堕胎的医务人员必须提供信息，说明如何联系或找到不反对堕胎的医务人员，或将护理服务转给另一名注册的医务人员或可以进行终止妊娠的健康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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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自1993年以来，堕胎在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都是合法的，可在妊娠16周内进行。
妊娠9周以内的医疗堕胎可以通过受过训练的全科医生、远程保健服务或澳大利亚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 Australia MSA）咨询服务获得。
对于妊娠超过14-16周的堕胎，如果不能在堪培拉的MSA诊所内安全进行，患者需要与悉尼的MSA诊所组织预约。
维多利亚州
在维多利亚州，继2008年改革使堕胎非罪化后，怀孕人士可以在怀孕24周内进行堕胎。
超过24周后，如果有另一名医生同意在所有情况下堕胎都是适当的，医生则可以提供堕胎。
出于自愿反对堕胎的全科医生必须将任何寻求这种帮助的人介绍给另一名不反对堕胎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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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州
自2014年起，在塔斯马尼亚州能够获得堕胎服务的人不再需要两名医生的同意。
在怀孕16周之前，怀孕人士同意可允许医生进行该手术。
16周后，如果医生合理地认为继续妊娠会对怀孕人士的身体或精神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则他们可以在怀孕人士的同意下提供终止妊娠服务。
然而，在塔斯马尼亚州，持有自愿反对终止妊娠意见的医生只被要求提供一份能够提供专业建议的规定医疗服务清单，而不是执行终止妊娠程序。
南澳大利亚州
1969年，南澳大利亚州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立法规定合法医疗终止妊娠的地区。
自法律首次颁布以来，已经过去了50多年。2019年审查通过了改革，确保该法律从刑事管辖权中移出，成为将堕胎视为健康问题的独立法案。
新的法律从7月7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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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允许医生对怀孕22周零6天以内的人进行终止妊娠。
在这段时间之后，如果医生在其执业范围内合理行事，并咨询了另一位医生的意见，法案也允许进行堕胎。
西澳大利亚
1998年，西澳大利亚州开始提供堕胎服务，允许在怀孕20周内进行终止妊娠手术。
20周后的堕胎是非常受限制的，只有在两名医生的同意下才能进行。
西澳州被批评为落后于其他州和领地，没有将堕胎非罪化，堕胎仍受刑法管制。
北领地
从2017年7月起，北领地将堕胎非罪化，允许在医生的同意下终止14周以内的妊娠。
之前的立法禁止24周后的堕胎，而改革后，如果医生咨询了另外两名医生，就可以进行终止妊娠。
什么是“安全获取领域”？
任何侮辱、恐吓、干扰或侵犯试图获得或提供堕胎服务者的隐私的行为，在安全获取领域都能确保被禁止。
截至去年8月，澳大利亚各地都颁布了安全获取领域。
在这项全国性的改革之前，科尔宾女士表示，他们诊所的员工和病人都不断受到骚扰。
“我有同事不得不戴着GoPros上下车，因为他们上下班时都会受到骚扰。”她说。
“我们有病人在进入诊所的路上被骚扰，各种‘反对选择权’的材料被塞到他们手里，或者塞进他们车窗。”
科尔宾说，虽然“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安全获取领域的世界里”，但安全获取领域对于确保人们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获得合法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
堕胎的障碍依然存在
虽然堕胎在澳大利亚是合法的，但在获得堕胎服务方面仍然存在障碍，特别是对于多元社区和少数族裔社区而言。
计划生育保健提供机构玛丽·斯托普斯的政策主管邦尼·科尔宾（Bonney Corbin）说，“非刑事化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而这些社区应必须处于堕胎服务的中心。
难民和移民社区
对于那些持有临时签证的人来说，在澳大利亚获得堕胎服务是很昂贵的，因为怀孕和产妇护理不在私人医疗基金的覆盖范围内。
“如果是后期妊娠，怀孕人士可能需要支付高达8000澳元的堕胎费用，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费用，”科尔宾说。
“对于其中的一些怀孕人士来说，实际离开澳大利亚来获得这种服务可能更实惠。”
多元文化妇女健康组织（Multicultural Women's Health）的首席执行官阿黛尔·默多罗（Adele Murdolo）说，围绕获得翻译和缺乏医疗保险的问题，多元文化社区或临时签证持有人很难获得堕胎服务。
她补充说，在决策机构中，对不同文化背景生存认知存在着严重的差距。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决策机制更具包容性，包括那些将使用这些服务的妇女，你肯定会从这种包容性中获得更好的服务。”默多罗说。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也面临堕胎服务的文化障碍。
科尔宾说，需要修改立法，以便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卫生工作者开具堕胎药物。
她说，认为只有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医生就有能力提供这种护理是“完全不现实的”。
科尔宾说，这是关于“重新塑造整个我们在社区内提供堕胎的方式”。
她说，必须把权力交给社区，而不是政治家，以决定如何多元化地管理堕胎服务。
Source: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我们的法规并不适合住在韦巴（Weyba）的妇女或住在布鲁姆（Broome）的跨性别者。”她说。
“我认为堕胎服务的医疗化，即对堕胎服务的过度医疗化和过度监管，导致了一种曲高和寡的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
LGBTIQ+社区
LGBTIQ+社区面临着在专门的卫生机构中缺乏堕胎服务的问题。
科尔宾说，“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者的健康需求与身体自主权和堕胎权之间一直是一致的。”
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服务或服务的可及性，她说。
科尔宾说，需要对LGBTIQ+社区的医疗服务进行更多投资，并在主流医疗环境中进行更好的教育，因为主流医疗环境仍然主要关注于男性和女性的二元结构。
残疾人士
科尔宾说，对于残疾人来说，围绕身体自主权的问题也很普遍，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多的生殖暴力的风险”。
监护法意味着一些残疾人在决定自己的身体时需要征求监护人的意见，科尔宾认为这“非常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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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宾说，克服这种文化和体制障碍的关键是理解生殖暴力和生殖正义之间的联系。
“这是关于认识到堕胎权不仅仅是关于堕胎，而是关于与生殖正义有关的一切。”她说。
这包括所有不同的育儿方式，包括收养和亲属照顾，以及围绕出生和节育的选择。
专业研究在哪里？
在澳大利亚，目前还没有由国家推动的关于堕胎的研究。
上一次全国性的报告是在2005年，由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提供，该报告发现，在2003年，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有19.7例堕胎。
缺乏研究构成了玛丽亚·斯托普斯对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内堕胎做法的评分卡的一部分。
Source: MSI Australia
科尔宾补充说，流产和堕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联系，这些话题必须正常化，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研究。
“我们没有对堕胎研究进行适当的投资，这将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围绕着不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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