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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个价值百万的问题：弗里曼究竟藏在何处？
维多利亚州警方近日宣布，对涉嫌双重谋杀的德兹·弗里曼（Dezi Freeman）悬赏100万澳元征集线索。
这一金额在该州史无前例，也不同于以往更多着眼于协助定罪的悬赏。
警方希望，巨额赏金能打破嫌犯潜在帮手的沉默。
犯罪学专家指出，此类高额悬赏既是出于侦查需要，也是心理博弈。
邦德大学副教授、前侦探特里·戈德兹沃西（Terry Goldsworthy）认为，警方正利用人性的逐利本能：“弗里曼的悬赏激发了人们的贪念。”
警方在声明中强调，悬赏传递出强烈信号，表明他们将嫌犯绳之以法的决心。
他们也寄望，随着相关人士境况变化，可能有人选择现身。
悬赏公布仅短短数日，警方已收到约200条线索。
百万澳元悬赏有多罕见？
在澳大利亚，百万级悬赏通常针对最严重或久未侦破的案件，包括谋杀、重大失踪案及危险逃犯的追捕。
例如，2014年新州三岁男童威廉·泰瑞尔（William Tyrrell）失踪案、1980年墨尔本母亲玛丽亚·詹姆斯（Maria James）遇害案、鲍拉维尔（Bowraville）三名原住民儿童遇害案，以及2002年失踪的新州年轻母亲安布尔·海格（Amber Haigh）等，都曾宣布百万澳元奖励。
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犯罪学者泽安斯·马莱特（Xanthé Mallett）指出，百万级悬赏的使用频率正在增加，说明其在侦查中的价值已被认可。
谁决定金额？资金从何而来？
悬赏金额由警方与政府协商决定，资金通常来自州或领地预算，并由警务高层或部长批准。
有时，澳大利亚联邦警方或罪案举报热线（Crime Stoppers）也会出资。
警方在涉及犯罪团伙的案件中，还可能直接向线人付费。
马莱特强调，金额并无统一标准，而是因案而定。
最终，警方将根据情报的“有用程度”来决定是否兑现赏金。
但如果情报未能直接促成逮捕，赏金可能被拒付，这一做法常常引发争议，也让部分线人对兑现与否存疑。
维州警方则表示，悬赏的评估在案件最终裁决并过了28天上诉期后进行。
有时赏金会分配给多个线人，而同谋通常不具备领取资格。
金额差异引发不满
马莱特注意到，不同案件间的悬赏差异往往令受害者家属难以接受。
比如，2021年西澳四岁女童克莱奥·史密斯（Cleo Smith）失踪的悬赏高达100万澳元，而许多失踪案却没有设置赏金。
警方回应称，金额差异源于每个案件的独特性，并不代表生命价值的高低，也不意味着警方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同。
戈德兹沃西则主张应当统一标准：谋杀案的悬赏应一视同仁，以体现每条生命的同等价值。
有多少人领取了赏金？
马莱特表示，罪案线索的赏金奖励“极为少见”。
不过她也补充道，很难知道实际上有多少人收到了赏金，因为警方对这些细节完全保密。
这是因为背叛你可能认识的人或将对个人安全构成风险，并对社区造成分裂，就像弗里曼一案中可能协助他的人一样。
“领取赏金的人的名字被保密，因为存在所有这些复杂性……（但）我认为赏金被领取的次数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她指出。
赏金的时机与效果
专家普遍认为，悬赏发布的时机至关重要。
马莱特表示，警方往往会根据调查进展来权衡是否需要用资金悬赏来打破僵局；若嫌犯被评估为危险性极高，尽早悬赏往往更合适——弗里曼案就是在案发数日内就公布百万悬赏的例子。
此外，当常规线索枯竭或案件长期沉寂时，悬赏还能将老案重新带回公众与媒体视野，从而促使那些曾经保持沉默或如今境遇改变的人提供信息。
马莱特提醒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忠诚和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正是悬赏在积案中有时能发挥作用的原因。
近年来，警方有更早动用悬赏的趋势。
例如，新州男童泰瑞尔失踪案是在两周年时才设立悬赏，而西澳女童史密斯则在失踪五天后就宣布悬赏百万澳元，并在两周内成功寻回了女孩。
尽管警方强调悬赏并非关键因素，但显然吸取了此前案件的教训。
在弗里曼案中，警方同样选择迅速行动，在案发数日内就抛出百万澳元悬赏。
学者认为，这显示出当局希望在最早阶段激发线索，避免调查陷入僵局。
戈德兹沃西提到了托雅·科丁利（Toyah Cordingley）被谋杀一案，她的尸体于2018年被父亲在昆士兰州海滩上发现。
100万澳元的悬赏迅速产生了线索，导致嫌疑人从印度被捕并引渡。
“那是我见过的最成功的应用案例，因为它在产生正确信息方面非常迅速且有效。”
“而且如果悬赏能破获一起谋杀案，那就是成功，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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