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在上周通过了二十多年来对澳大利亚环境法的首次重大修订，但包括伊尼斯·威洛克斯（Innes Willox）在内的多位利益相关方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很像一幅画，我们现在只是勾勒出了轮廓，接下来还需要把颜色填进去。”
伊尼斯·威洛克斯是澳大利亚工业集团（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轮廓，有了结构，也有了一张接下来该怎么走的路线图，但还有大量细节需要进一步推敲，而俗话说得好，魔鬼藏在细节里。”
这一新的制度架构包括澳大利亚首个国家环境保护署（Nat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以及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环境信息署”（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ustralia）的新机构，负责环境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共享。
其中一项关键细节，是一套被称为“国家环境标准”（Nation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的配套法规。
环境正义澳大利亚（Environmental Justice Australia）高级律师尼古拉·里弗斯（Nicola Rivers）表示，这些标准将成为检验新法律在现实中能产生多大实际影响的关键：
“当我们谈到国家环境标准时，指的是一套全国统一的规则，用它为那些影响自然和环境的决策设定最低要求。这本意是划出一条清晰的底线，明确告诉大家，低于这个标准就是不可接受的。”
莉丝·阿什比（Lis Ashby）曾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从事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监管工作长达15年。她目前担任生物多样性委员会（Biodiversity Council）的生物多样性与创新负责人。该委员会汇聚了来自11所大学的专家。
阿什比表示，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正是环保组织和商业团体长期呼吁、希望看到的那种清晰度：
“如果你是一名开发商，或者是一个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发起方，那么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可能会让你意识到：‘这不值得我花时间去准备申请，或者买下这块土地进行开发，因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实在太大，我知道这个项目一定会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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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标准是格雷姆·塞缪尔（Graeme Samuel）教授对《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简称EPBC法案）进行全面审查后提出的核心建议。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查报告，为此次改革提供了蓝图。改革的目标是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其中一个方式是减少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重复审批程序。
目前，五项承诺制定的国家环境标准中，已有两项的草案文件正式公布。伊尼斯·威洛克斯表示，澳大利亚工业集团对当前讨论的整体方向感到满意：
“目前我们看到的前两项标准草案，从大方向上看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后续还会有更多内容出台，也会有不同团体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进一步磋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简单或直截了当的事情。”
他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环保组织已经对涉及“国家环境重要事项”（Matters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简称MNES）的草案标准提出担忧，这些事项包括受威胁物种和生态群落等。
墨尔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iodiversity Institute）的生态学家布伦丹·温特尔（Brendan Wintle）教授，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首席委员之一表示：
“在对《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进行十年期审查时，有一项建议是，我们应该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标准，也就是说，环境方面的成果必须是明确的，而且是可以衡量的。”
他认为，目前针对国家环境重要事项的草案标准，其中涵盖受威胁物种和世界遗产等内容，表述过于主观：
“草案中的一些说法，比如‘为保护和保育提供支持’，或者‘促进某一事项的改善’，例如某种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提供’、去‘促进’，但最终却未必真的改善了物种本身或整个生态系统的状况。”
温特尔教授指出，相关表述需要更加明确，并引入更多量化指标：
温特尔说： “这些概念实在太模糊了，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记者追问： “能不能举些例子，说明怎样把它量化、并变得更严格？”温特尔说：“当然。比如说，如果你减少了某种受威胁或极度濒危物种的数量，缩小了受威胁生态群落的面积，或者改善了某个受威胁生态群落的生态状况，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测量栖息地面积、生态群落面积、动物数量，以及极度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范围。也可以设定‘不可接受损失’的阈值，然后评估你是否在这些事项的面积和状况上实现了正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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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环保人士担心，新法律赋予环境部长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是否批准一个项目，决定权仍掌握在部长手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生态学家戴维德·林登迈尔（Davide Lindenmayer）表示，他正在与政府合作，协助制定新标准，但他对这些标准是否真正能发挥作用深感忧虑：
“在我看来，什么才算‘国家环境标准’，目前并不清楚。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极其多样，往往同时存在多种濒危和受威胁物种，而像伐木这样的活动，通常还伴随着多重威胁。比如，当我们砍伐森林时，会让森林变得更易燃，这意味着动植物不仅受到伐木本身的威胁，还要承受额外的火灾风险。”
与此相对，伊尼斯·威洛克斯表示，商业界并不希望法律规定得过于死板：
“总会有人希望规则非常严格，也有人希望保留一定的灵活性。从商业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项法律在不同场景、不同个案中的适用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有些情况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非常清楚，但很多时候也会存在灰色地带。因此，我们会提醒不要把规则制定得过于僵化，因为每个案例、每种情境都是不同的。”
澳大利亚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基金会（Australian Climate and Biodiversity Foundation）执行主任林登·施奈德斯（Lyndon Schneiders）也承认，标准在细化程度上确实存在客观限制。
但他认为，工党与绿党为推动法律通过而达成的妥协，也让一些关键原则被直接写入立法本身，而不仅仅停留在法规层面：“一些核心概念现在已经被直接写入法律条文之中。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开发项目对国家环境重要事项造成‘不可接受影响’的界定，而这一点已经被写入了主体立法。”
然而，“不可接受”这一概念的定义，仍然被各方批评过于模糊。对此，环境部长默里·瓦特（Murray Watt）则认为，这恰恰说明政府在平衡各方意见时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环保团体还指出，在“环境补偿标准”（offset standard）中仍然存在漏洞。该标准为那些无法避免的环境破坏，提供了一条补偿路径。
有关信息与数据、原住民参与，以及社区咨询的相关标准，将在制定完成后陆续进入公众咨询阶段。
林登·施奈德斯表示，真正的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框架，有了相应的资源和机构，也有了一整套新的规则。但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一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未来18到24个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建立一个真正能够运作的体系的关键时期。”
针对这些环境法律展开的参议院调查，预计将于明年三月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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