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澳大利亚，却仍需要向政府证明自己有资格回到出生的国家？一百多年前，这曾是部分澳洲华人的真实经历。从淘金热到白澳政策，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张照片，到一个华人家庭跨越百年的记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关乎华人，也关乎澳大利亚如何定义自身。回望这段历史，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始终存在：谁能被视为澳大利亚人？（欢迎点击收听播客）
今天，当人们谈论澳大利亚华人时，想到的往往是近几十年的移民。但事实上，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华人已经生活在这里。他们参与淘金、修筑铁路、经营商铺、修建水利工程、参军，也见证了一座座城市的形成。
然而，当1901年白澳政策逐步建立之后，部分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却开始面对一个看似荒谬的问题：他们如何证明，自己属于这个国家？
一张尘封的华人女性的档案照
维多利亚州出生的华裔女性Irene Law曾经需要向政府证明，自己有资格回到出生的国家。一个多世纪后，她的档案照被印成海报，照片下方只有一个词：AUSSIE。
这张照片原本属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听写测试豁免证明”（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CEDT）申请材料。证件的存在意味着，即使一个非白人居民已经在澳大利亚出生、生活多年，一旦离境，也可能需要提前取得政府批准，才能确保自己获准返回。
Irene的孙子Stephen Law直到她去世后，才从国家档案馆的文件中了解到这段经历。
我们有些生气，这些人是澳大利亚人，他们出生在澳大利亚，却需要这些文件才能回到这个国家。- Irene Law的孙子 Stephen Law
Irene的照片后来被街头艺术家Peter Drew选入“AUSSIE”系列。Drew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听写测试豁免申请中选取非白人澳大利亚人的照片，将他们重新印在城市街头。照片没有附带人物生平，只有“AUSSIE”这个看似不需要解释、实际上长期被种族想象所限定的称呼。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介绍，这一系列中的人物都曾申请听写测试豁免；不少申请档案还保存了他们的指纹、掌纹和身体特征，用来核验身份。Drew希望这些面孔与“AUSSIE”并置时，能够冲击人们对“澳大利亚人”外貌的既定假设。
对Stephen而言，Irene出现在海报上，是一次迟来的确认。
“我们一直知道她是澳大利亚人，也知道她非常美丽，”他说，“现在她的照片下面写着‘Aussie’，这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种确认。我们知道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这让我们非常自豪。”
出生于澳大利亚，却要申请回家
Irene出生于维多利亚州乡村，父亲来自中国，母亲有欧洲背景。父亲在她两岁时去世，此后她由另一个华裔与欧洲裔组成的家庭收养，在墨尔本长大。
18岁时，Irene随养父前往香港。养父希望为自己的家具制造生意寻找工人，并在中国拓展业务。Irene后来在香港结婚、生育子女。丈夫在战争期间因病去世后，她独自抚养孩子，并试图把他们带回澳大利亚。
Stephen说，Irene后来确实回到了澳大利亚。她的一个儿子、也就是Stephen的父亲，14岁时从香港来到墨尔本，在北墨尔本上学。一家人曾住在圣基尔达路、战争纪念馆对面的公寓里。Irene此后也曾在美国生活，1970年代中期返回澳大利亚，1980年去世。
“她的一生非常不可思议，”Stephen说，“她出生在维多利亚州乡村，在墨尔本市中心长大，后来去了中国，在那里组建家庭，经历战争，又设法把孩子带回澳大利亚。”
然而，这段家庭史在Stephen成长时很少被提起。
“我们只是一些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我们想成为普通的澳大利亚孩子，”他说，“那一部分过去，当时对我们没有太大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想否认它。”
直到1980年代，Stephen的姐姐Christina开始调查家族历史，他们才发现Irene曾经申请听写测试豁免证明。Christina还发现，Stephen母亲一方同样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她的父母、叔伯和姑姨在往返中国时，也需要申请类似证件。
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已经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非欧洲裔居民，如果计划短期出境，可以申请听写测试豁免证明，以免在返回时被要求参加听写测试。申请人通常需要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取得他人书面担保，并提交正面、侧面照片及身体特征资料。在部分申请中，政府还会收集手印或指纹。
换言之，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旅行证件。它要求一个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人，在离开前证明自己值得被允许回来。
Irene出生时，法律上还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澳大利亚公民制度直到1949年才正式建立，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出生者通常属于英国臣民。但历史学者Michael Williams指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出生于澳大利亚已经足以确认Irene的臣民身份。
问题不只在于法律身份，还在于社会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澳大利亚人。
“法律上，他们当然是澳大利亚人；社会上，情况就复杂得多，”Williams说，“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像华人，即使他说着澳大利亚口音，也可能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澳大利亚人。”
Stephen记得，1960至1970年代，他和兄弟姐妹是学校里仅有的亚裔孩子。
“我们会被叫难听的名字，也会被取笑，所以会觉得有些孤立，”他说，“我也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我珍惜那些友谊，因为我知道他们看重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肤色。”
当别人询问他“来自哪里”，Stephen通常回答墨尔本，或者澳大利亚。但这样的答案有时会引来追问。
他们会说：‘真的吗？’他们以为来自墨尔本或澳大利亚的人应该是白人，而不是亚洲面孔。我只能说：‘是的，这就是我。’- Irene Law的孙子Stephen Law
一场设计好让人失败的听写测试
“白澳政策”并不是一部单独以此命名的法律，而是一系列限制非欧洲裔移民、塑造“白人澳大利亚”的政策与行政措施。
白澳政策时期的听写测试（Dictation Test）是澳大利亚190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核心手段。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资料，移民官可以要求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入境者接受由50个词组成的听写测试。考试最初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1905年后则可以使用任何“指定语言”。选择哪一种语言，并不取决于申请人会说什么，而是由移民官决定。
即使一个人通过英文测试，官员仍可换一种语言重新测试，直到对方失败。白人英国移民通常不会被要求参加考试。
法律文本没有直接写明要排斥亚洲人、非洲人或太平洋岛民。表面上，它考查的是识字能力；实际上，官员拥有足够的裁量权，可以通过选择申请人不懂的语言实现排斥。
问题不在于50个单词本身，而在于测试如何被使用。
Michael Williams表示他见过一些案例，一旦有人听懂并开始正确书写，考官会立刻换一种考生不会的语言，让其继续。
如果你会英语，他们就会改用希腊语，或爱沙尼亚语考你。甚至还有一个故事是他们会花点钱，把街角那家水果店的希腊人老板请来，让他负责用希腊语出题，一旦考试失败，你就会被宣布禁止入境。而作为禁止入境者，你就是非法滞留澳大利亚，甚至可能因此入狱。-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 Michael Williams
张冲天说，这一法律在制定时“很有针对性”，目的就是让非欧洲背景的人难以通过。“从1902年到1909年，大约有1359人去参加测试，只有52人通过。然后1909年到1958年废除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考试。”
“它不是一场很难的考试，也不仅仅是一场不公平的考试，”Williams说，“它是一场骗局。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特定的人失败。”
“负责执行移民限制法令的移民部门负责人Atlee Hunt曾经说过听写测试是用以“绝对禁止”考生入境，如果有人通过听写测试他会十分恼火。接受听写测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华人，但政府会说，我们只是给你做一项测试，不是因为你是印度人，也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只是因为你考试没有通过，这是绝对的公平。”
白澳政策由此把种族排斥包装成行政程序，把歧视伪装成看似中立的规则。
白澳政策与澳大利亚淘金史
白澳政策并非1901年突然出现。它的出现与澳大利亚淘金史紧密相关。
1851年8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Ballarat）附近发现黄金，引发了轰动世界的维多利亚淘金热。该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地数十万人涌入，使巴拉瑞特被称为“新金山”，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经济与历史进程，也因此让巴拉瑞特成为早期澳洲华人历史的发源地。
大批淘金者从爱尔兰、中国、欧洲和北美等地来此，积极投入淘金浪潮。 根据史料记载，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澳洲淘金热鼎盛时期，巴拉瑞特金矿区的华人淘金者大约有1万人，占当时当地总人口（约4万人）的四分之一（近25%），数量仅次于英国淘金者，居当地第二位。
巴拉瑞特澳中文化社团主席及新金山中文图书馆董事会成员张冲天（Charles Zhang）长期致力于挖掘和保护早期华人移民历史，他介绍，早期华工将中国的蔬菜种植技术以及木工等手工技艺带到澳大利亚。在维州金矿区，当地居民的饮食主要以面食和肉类为主，华人经营的菜园则为社区提供了绿色蔬菜和重要的营养来源。
“在20世纪初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候，澳大利亚没有被影响到，这和当时维州以及新州的华人提供的绿色蔬菜等有很大的关系。”
华工带来的技术也直接用于采矿和运输。新金山中文图书馆收藏着一辆来自广东的传统独轮车。张冲天说，这辆独轮车采用全木结构，木材经过加热后被弯成弧形，再以榫卯结构组合。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它能够承载很大的重量，同时减少推动时所需的力气。
在巴拉瑞特和本迪戈之间的克莱斯韦克（Creswick），早期采金高峰时期曾有大约五六千名华工。张冲天介绍，他们在山坡顶部修建蓄水池，再沿山坡开挖水渠，将水逐级引向下方的采矿区，用来清洗矿石。水流到山脚后，华工又通过沟槽将其收集起来，再使用脚踏式抽水设备，把水逐级送回山顶的蓄水池，形成一套循环利用的水利系统。
“你真正到现场以后，会发现那是一项规模非常大的工程。”张冲天说，这些遗迹体现了早期华工在采矿、水利和手工技术方面的经验与智慧。
在他看来，华人在澳大利亚的角色远不止“淘金者”。“他们不只是来到这里挖金，也把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手工技艺和生活经验带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早期的发展史，与华人的参与密不可分。”
然而，张冲天强调，在此社会背景下，针对华人的一系列政策诞生了。
早在1855年，维州殖民地就开始以人头税等方式限制华人进入。张冲天说，当时每个华人进入维州必须缴纳10英镑。这个数字在今天听来似乎抽象，但在当时极其沉重。
“10英镑在1850年代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笔钱。”他说。
张冲天举例说，当时农场工人每年的工资大约在3英镑。也就是说，至少要工作三到四年，不吃不喝，才能支付这笔税。金矿打工者工资相对高一点，大约5英镑，也仍然需要两到三年收入。而这只是进入维州的税。进入之后，挖金子还要支付采金权费用；华人还要额外支付保护费。
人头税和华人保护税，这只是针对华人而非其他族裔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种族歧视政策。- 华人历史研究者 张冲天
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第一批全国性移民限制制度随之建立。历史学家Michael Williams告诉SBS中文，移民限制法令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新联邦议会通过的第一部重要法案，没有任何政客反对白澳政策，也没有人反对设立移民限制。
“所谓白澳政策就是认为澳大利亚是或者应该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因为白人就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基督教，意味着英国文化，意味着他们眼中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切，而其他种族其他文明则被认为相对落后。当时最大的恐惧是廉价劳动力，他们认为中国人工作更努力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他们觉得中国文明与澳大利亚文明英国文明差异太大。”Michael Williams说。
Williams认为，这正是理解白澳政策的关键：政府必须先否认澳大利亚本来就存在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再创造一套行政制度，维持“白人国家”的想象。
澳大利亚把自己称为一个白人国家，本来就是荒谬的，这里一直有原住民，也一直有大量非白人居民。要建立所谓的白人澳大利亚，首先必须否认现实；而一旦否认现实，就需要不断制造新的办法，维持这个虚构。- 历史学者 Michael Williams
华人史不是澳大利亚史的旁支
张冲天1988年至1989年间以国际学生身份来到澳大利亚，曾在悉尼、墨尔本和巴拉瑞特生活。他在巴拉瑞特居住近30年，现任当地华人社区副会长，也是新金山中文图书馆及当地华人博物馆筹备项目的董事会成员。
他认为，华人历史经常被作为移民史或少数族裔史单独讲述，但19世纪华工并不是澳大利亚发展史的旁观者。
澳大利亚早期华人史，就是澳大利亚早期发展史。他们不只是来挖金矿，也带来了手工技术、木工技术和蔬菜种植技术，参与了当地商业、农业、矿业和社区的发展。- 华人历史研究者 张冲天
几十年来，他整理了上千个华人家庭的历史资料，这些故事几乎都有一个相似的起点：十九世纪中叶，广东青年离开家乡，横渡数千公里来到澳大利亚，在矿区寻找黄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人们想象中的暴富传奇。
"1850年代到1860年代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华人，生活其实非常悲惨。"张冲天说。"当时整个维州殖民地社会最底层，就是华人、原住民和爱尔兰人。"
有人死于矿难，有人死于疾病。巴拉瑞特老墓园至今仍保存着四百多座有记录的华人墓碑，其中许多墓主人去世时只有二三十岁。
目前，他参与修复的华人老宅与James Young Chan家族有关。根据张冲天的研究，这个家族始于19世纪50年代一名从广东佛山来到巴拉瑞特的华工。他在当地定居，与一名非华裔女性结婚，其后代从地表淘金转向需要更多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深层石英矿开采。
家族成员在同一处住宅生活了一百多年，其后代参与当地工会、工业及社区活动。如今，这个家族已经延续至第七代，成员超过1200人，分布在不同国家，也拥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
“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华人家族，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澳大利亚家族。”张冲天说。
这种历史也暴露了“谁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华裔澳大利亚人主动报名参军，却因外貌不够“欧洲化”而被拒绝。
张冲天查阅的案例中，一个混血华人家庭的六兄弟都希望入伍，其中四人获准参军，另外两人被拒。军方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欧洲人外貌”。
“他们是为了对这个国家表示忠诚而参战，那是去冒生命危险。”他说，“但他们仍然可能因为长得太像华人而不被允许参军。”
在Williams看来，白澳政策最深远的后果之一，是它成功地影响了后人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方式。
“人们真的相信了澳大利亚曾经是一个白人国家，”他说，“许多不符合这种想象的内容被从历史中抹去，或者无法得到正确解释。”
听写测试的公共记忆就是一个例子。1934年，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反法西斯活动人士Egon Kisch试图进入澳大利亚，被要求用苏格兰盖尔语参加听写测试。这个案件因其政治背景和司法争议广为人知。
但Williams指出，听写测试更普遍地影响了数以千计往返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华人。
“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捷克记者身上，因为那是一个关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澳大利亚政治的白人故事，”他说，“但听写测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段华人史、一段澳大利亚华人史。忽略那几千名往返中国的人，恰恰说明澳大利亚历史可以被漂白到什么程度。”
“我们既是澳大利亚人也是华人，不必二选一”
Stephen说，Irene从未向孙辈讲述自己申请豁免证明、寻找推荐人和接受政府审查的经历。家人在她去世后，才从档案中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文件既留下歧视制度的证据，也帮助后代重新建立与家族历史的联系。
“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家庭历史。”Stephen说，“能够在国家档案馆找到这些文件，让我们更理解他们经历过什么，也让我们与自己的过去有了更强的联系。”
随着了解加深，Stephen不再把华人背景看作与澳大利亚身份相冲突的部分。
“我们因出生、成长和生活的社会而是澳大利亚人，但我们也有华人背景。”他说，“所以我们一直是两者（澳大利亚人和华人），而不是非要选择其中一个。”
他认为，Irene同样能够同时接受澳大利亚和华人身份。她在香港生活期间，曾参与推动澳中商业交流；她先后在澳大利亚、香港、中国和美国生活。Stephen形容她既是华裔澳大利亚人，也可以说是一名“世界公民”。
对于“什么是澳大利亚人”，Stephen没有给出种族、外貌或单一文化上的定义。
除了原住民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种族可以独占‘澳大利亚人’这个词，我们不能由肤色或出生地来定义。- Irene Law的孙子 Steven Law
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在此后数十年中逐步修改，听写测试于1958年正式废除。1960年代，政府开始放宽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限制；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采取措施，取消移民政策中仍然存在的种族差别。1975年，《种族歧视法》通过，在就业、住房、教育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将种族歧视列为违法行为。
Williams认为，白澳政策之所以最终无法持续，不只是因为社会观念发生变化，也因为澳大利亚无法长期作为一个依附英国、与所在地区隔绝的“白人飞地”生存。
“澳大利亚需要与欧洲以外的世界建立关系，也必须与亚洲建立关系，”他说，“它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界上如此庞大的一部分人口之外。”
张冲天则认为，历史上的排外情绪往往在经济困难时期重新出现。当生活成本、就业或社会资源成为焦虑来源时，移民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容易被当作替罪羊。
“研究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让现在做得比过去更好，”他说，“历史会出现相似的周期，重要的是能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参与筹建的巴拉瑞特华人博物馆区，计划重现早期中餐馆、菜园、茶文化、中医药及华人矿业历史。对他而言，保存这些建筑和资料，不只是纪念华人曾经遭受的苦难，也要呈现他们如何参与建造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一直由许多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组成，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对这个国家负责，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本身就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 华人历史研究者 张冲天
Stephen希望，看到Irene海报的人能够理解，她并不是后来被象征性接纳为“Aussie”的外国人。她在维多利亚州出生，在墨尔本长大，曾把自己的孩子带回这里，并在这里度过晚年。她本来就是澳大利亚人。
“她是Aussie，我们也是。”他说，“我也希望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人知道，无论来自哪里，他们都受到欢迎。”
Irene当年的照片，是为证明身份而拍摄的；政府需要确认照片中的人，确实是那个获准离境并返回的非白人居民。
多年以后，这样的同一张照片出现在城市街头。它不再请求任何豁免，也不再附带担保人的证明。照片下面，只剩下那个曾经把许多人排除在外、如今必须重新被定义的词：AU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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