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退伍军人Phillip Chin Quan在达尔文出生,19岁时抵达越南,他随即发现了军营空无一人。
看着同袍都不在,Phillip便开始在营帐外煮起食物。
“我觉得肚子有点饿,所以我走到我们刮靴子的金属网外面,架起我的大锅子,开始煮一包咖哩口味的方便面,我还用筷子一边搅拌着。我当时没有穿上衣,因为天气热得发出臭味。我只穿着军裤和靴子,所以我用蹲坐的姿势,背靠在主要的人行道上。”
然而,Phillip表示,当同袍回到军营看到他时,因为他的华人外表,误将他视为敌军。
在Phillip表明身份之前,同袍对着他咆哮,用了不少充满种族歧视的侮辱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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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厘清後,Phillip和这群同袍建立起相当要好的友情。不过,自越南返回澳大利亚30年後,当他再次看到这群军中好友的脸时,却触发他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
“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当我经过一间很棒的博物馆,看到他们正在展出的重要大记事纪念展,我看到这些黑白照片,里面的主角在军中全都和我同个单位。当天下午我到我兄弟家吃晚餐,当我的女儿Diana走进来时,她目击正在地板上发病的我。”
如今,71 岁的Phillip正透过学习武术,控制他的病情。
他已经拿到空手道黑带荣誉。
“药物某些程度上帮我掌控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例如:避免未来又发病或者产生焦虑或抑郁症。而练习武术则帮助我控制我的压力值,透过冥想和练习动作,促进我的心血管运动和心灵健康。我必须结合肢体动作和心灵的敏锐,才能在习武之路上保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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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阿富汗籍的退伍军人Peter Rudland,同样透过运动锻炼控管他的战後创伤。
和Phillip不同,Peter因为一场直升机坠机意外,对他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如今,Peter是名注册谘商师,他也在帮助其他有创伤后应激的退伍军人度过难关。
“诊断时,其实需要去了解那个人和他现在的状态,然後(根据他的需求)制定个人化的治疗策略。也就是说,要真挚地去解读每一个个体,找到对他们最好的方法。”
多年以来,许多因为战争丧失亲人的家庭不断奔走、提倡改变,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近期终於宣布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和国防军现役人员的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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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表示,听到这些自杀行为,令他感到心碎,而最新的改变将会为此调查军人招募、训练和支持组织的作为。
悉尼大学Brian O'Toole博士是名研究退伍军人身心健康的专家,他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将会是皇家委员会讨论重点之一,因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後,提高了退伍军人的自杀风险。
“根据全球性的证据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毕竟自杀是个很复杂的议题。”
Brian O'Toole博士的研究指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相比於其他澳大利亚人的自杀倾向,高达14倍之多。
对这些退伍军人而言,战争并未随着他们回到家乡而划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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