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税、住房到工作和社交:新报告揭澳人20年生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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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17,000 people across more than 9,000 households have been interviewed every year since 2001 to produce the report's findings Source: AAP / Bianca De Marchi

从缴纳的所得税、朋友与社交、租房和开销、工作与压力,再到生育意愿和财富差距……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 2025 年报告新近发布,为公众呈现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快照,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正在深刻影响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选择。(点击播客,收听详情)


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HILDA)调查 2025 年报告新近发布,为公众呈现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快照,包括家庭关系、收入、工作和福祉等方面。

这一调查自2001年起,每年追踪同一批人——约1.6万名到1.7万名澳大利亚人,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视角。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正在深刻影响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选择。

这份报告收集了截至2023年的数据,今年报告的首席作者英加·拉斯博士(Dr Inga Lass)表示:“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人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而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人生规划。”

缴纳的所得税更多

根据报告,澳大利亚人目前缴纳的所得税平均税率是千禧年以来最高的。不过,这一时期的趋势并非始终向上。2006 年至 2011 年间,全职工作者的平均税率实际上从 19.4% 降至 15.7%;然而自 2011 年起,便呈上升趋势。

在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2022-23 财年,平均所得税占收入的比例升至 11.7%;全职工作者的平均税率更高,达到 20.3%。

朋友和社交活动双双减少

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朋友比 2001 年时要少。在2001年至2010年,朋友数量相对稳定,然而在2010年之后稳定下降,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当时许多澳人受到封锁和社交距离规定的限制,与朋友保持联系更难,此后几年一直没有恢复。

“与2001年相比,我们不仅觉得自己的朋友变少了,社交活动也更少了。每周与朋友或亲戚见面几次或更频繁的人,比例下降了超过12%,从大约32%降至20%,”拉斯博士说。

新报告指出,缺乏友谊可能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而心理健康问题也会使友谊更难维持。总的来说,友谊缺乏成为威胁健康与幸福感的重要风险因素。

时间压力再次上升

时间压力——经常或几乎总是感到匆忙——对许多澳人来说很常见,尤其是女性。

2023年,38%的女性报告经常感到时间压力,男性这一比例为29%。这一差距过去20年一直存在。2020年,比例均有大幅下降,但之后又回到了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

就业状况是时间压力的重要预测因素。在就业人群中,通勤时间是重要的压力来源。更长的通勤时间与较低的幸福感和更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关联。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激增令通勤时间显著减少,这可能是2020年时间压力暂时缓解的原因之一。

房租和幼托支出

与2021年相比,2023年平均每个家庭在儿童保育上的支出减少了21.1%,房租支出减少了3.3%。

然而,考虑到自2006年以来的长期趋势,这两项支出增幅最大。考虑到通胀,2023年家庭在儿童保育上的平均支出比2006年高出38.5%,租金支出高出40.5%。

生育意愿变化

澳大利亚面临生育率进一步下滑风险。与 20 年前相比,如今受访者希望生育的孩子更少。

男性理想孩子的人数首次降到两个以下,从 2005 年的 2.22 降至 2023 年的 1.99;女性希望生育的孩子人数平均略高于男性,但下降幅度同样明显,从 2.35 降至 2.09 。这种下降在年轻群体中尤为明显。

“与20年前一样,两个孩子仍然是受访者最理想的家庭规模,但我们发现,想要一个孩子或根本不想要孩子的人有所增加,”拉斯博士说,“潜在的父母越来越关注他们的经济保障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务实因素常常压过情感考量。”

更迟退休

与 20 年前相比,如今60-69 岁的澳大利亚人更迟退休。

60-64 岁退休女性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70% 下降到 2023 年的 41%;同年龄段的男性的比例从 49% 下降到 27%。

65-69 岁人群也有类似趋势,女性退休比例从 86% 降至 66%,男性从 73% 下降到 61%。

报告合著作者凯尔·佩顿博士(Dr Kyle Peyton)指出,这些变化可能反映了经济和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领取政府养老金年龄的提高以及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后者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在晚年继续工作。

租房的退休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

对于澳大利亚的退休者来说,住房财富仍然是退休后经济福祉的最重要部分。

过去的20年,住在私人出租房的退休者比例几乎翻倍,拥有住房和无房的退休者之间的财富差距也在扩大。

佩顿博士说:“澳大利亚的退休体系,建立在多数人退休时拥有自住房的假设之上。”

“有房的人退休时往往有充裕的经济保障,而租房的退休者则更容易受到住房压力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公共政策专注提振住房需求,而忽视了供应,导致房价飙升,并加剧了代际财富不平等。仅靠退休公积金,难以支撑越来越多的无法拥有住房的年轻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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