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40年，专家认为，生产率对澳大利亚财富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移民规模。点击 ▶ 收听完整报道。
要点：
- 国库部数据显示，即使未来移民人数低于预期，对澳大利亚人均财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 但专家警告，移民减少意味着劳动人口缩小，政府将更难承担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口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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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没有达到政府设定的目标，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并不会因此大幅下降。
根据国库部最新的长期预测，未来40年，不同移民规模对澳大利亚人均经济产出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
即使采取较低的移民方案，到2066年，人均GDP与基准情景相比也只低了约400澳元。
换句话说，虽然不同移民情景最终可能导致澳大利亚人口相差数百万人，但普通澳大利亚人的经济状况，差距可能只有每年几百澳元。
不过，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也会减少。
恰恰相反，劳动人口缩小后，需要由更少的纳税人承担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口，以及老年护理、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
反对党和一国党等政党一直援引政府的《代际报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主张进一步降低移民规模。
这份报告自2002年以来每三年发布一次，用于展望未来40年的经济和财政状况。
不过，国库部也强调，这些数字是长期预测，而不是对未来的确定性预言。
2002年的第一份报告曾预计，到2042年澳大利亚人口将达到2500万，但这一数字在2018年，也就是提前24年就已经实现了。
目前，澳大利亚关于“究竟需要多少移民”的争论仍在继续。
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为政府的移民预测辩护。
政府预计，到2028年，年度净海外移民人数将降至22.5万人。
查默斯在接受澳广《7.30》节目采访时表示，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但政府会负责任地降低移民规模，在经济需求与社区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口学高级讲师丽兹·艾伦（Liz Allen）博士则指出，较低的人口增长确实可能缓解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但不能把移民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割裂开来。
她说，澳大利亚不存在一个所谓“最优人口规模”，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人口结构背后的变化。
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
国库部本周一（9月21日）公布的《代际报告》提供了几个不同的人口情景。
在每年净海外移民18.5万人的低移民情景下，到2066年，人均GDP预计比每年23.5万净移民的基准情景低约400澳元。
而如果移民人数较高，每年达到28.5万人，到206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也只会比基准情景高约100澳元——尽管40年间最终会多出约200万人口。
GDP是一个国家境内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GNI则反映一个国家居民和企业获得的总收入。
不同移民情景下，到2066年澳大利亚人口大约会从3600万人增加到4200万人，相差约550万至600万人，但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却只有约500澳元。
艾伦博士形容，这就像每个人分到的“蛋糕”大小几乎一样，只是整个蛋糕的大小不同。
但她同时警告，如果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退休人口不断减少，政府最终可能需要用更少的资源提供更多服务，生活水平反而可能受到拖累。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
在低移民情景下，澳大利亚GDP年增长率预计将从1.6%降至1.3%。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也会增加。
到2066年，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将高出4.8个百分点，与老年护理、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医疗等相关的政府支出，也将额外增加约0.6%。
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样会明显不同。
目前，澳大利亚每100名劳动者大约对应27.4名65岁以上人口。
到2066年，这一老年抚养比在低移民情景下将升至43人；在高移民情景下，则约为37.8人。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副项目主任艾琳-利·布朗（Erin-Lea Brown）表示，增加移民并不能阻止人口老龄化，但可以减缓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比起人口增长 生产率更重要
《代际报告》指出，相比人口规模的变化，生产率对澳大利亚长期财富的影响要大得多。
国库部在基准情景中假设生产率年增长率为1.2%，同时也测试了0.8%至1.6%的不同情景。
如果生产率保持较高水平，到206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可能从14.95万澳元增加到17.2万澳元；与此同时，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可能从27.4%大幅降至2.4%。
布朗表示，过去40年，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产出——一直是推动澳大利亚人均实际GDP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随着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带来的增长空间逐渐见顶，未来澳大利亚将越来越依赖生产率来维持经济增长。
谁来为未来买单？
人口结构变化还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未来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人口要维持长期稳定，通常需要约2.1的生育率。
但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低于这一水平，意大利、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人口都在快速收缩。
艾伦博士指出，澳大利亚的财政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劳动人口征税。
随着人口结构发生长期变化，未来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税收制度。
不过，查默斯周一排除了调整商品及服务税（GST）的可能性，也拒绝了征收遗产税的建议。
艾伦认为，未来的税制改革可以考虑扩大税收来源，例如提高企业和其他实体的税收，或者对澳大利亚开采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征税。
如果税收制度和政府财政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未来政府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财政选择。
她认为，《代际报告》的价值就在于，它迫使政府把目光从下一次选举移开，思考更长远的问题。
这份报告与其说是在预测40年后的澳大利亚，不如说是在提醒政府：如果今天的政策长期维持不变，未来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
布朗则认为，一份成功的《代际报告》，甚至可能是一份最终“预测没有实现”的报告——因为它提前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轨迹，并促使政府及时采取行动。
艾伦也呼吁，政治人物不应该利用这些长期问题制造恐慌，而应该动员社会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她说，解决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需要让未来变得更加令人期待，让人们拥有更大的确定感，相信明天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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