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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胀回升、利率重新上行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再次被推到舆论中心，也让长期备受争议的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CGT）优惠政策重新进入政策讨论视野。
本周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将现金利率上调至3.85%，为两年多来的首次加息。
澳储行指出，通胀“重新抬头”是此次加息的主要原因。
加息决定公布后，要求政府重新审视房地产相关税收安排的呼声迅速升温。
削减资本利得税优惠，被视为直接针对房地产投资者的一项改革选项。
尽管政府尚未作出承诺，但也并未明确排除这一可能性。
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表示，政府注意到住房领域存在明显的代际不公平，但当前政策重心仍放在“增加住房供应”上。
“我们确实看到住房问题中的代际矛盾，但解决路径在于建设更多住房，”查默斯说。
“在税收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引入标准扣除、优化养老金税收优惠，以及推进跨国企业税收改革。”
与此同时，参议院于去年11月成立的资本利得税审查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3月提交报告，其结论可能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国库部数据显示，仅在2025至2026财年，因资本利得税优惠而放弃的财政收入就将增至210亿澳元；而在截至2028至2029财年的前瞻预测期，累计财政成本高达800亿澳元。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认为，削减这一优惠将有助于改善住房公平性，让更多人“有机会买得起房”。
资本利得税优惠如何运作？
按照现行制度，个人在持有资产（包括房产、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至少12个月后出售，可对出售所得利润申请50%的资本利得税折扣。
例如，若出售房产获得30万澳元利润，只有其中的15万澳元会被计入应税收入，并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缴税。
工会组织主张将这一折扣比例下调至25%。
现行制度源自1999年霍华德政府的改革，时任国库部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认为，降低资本利得税负担将鼓励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
直到2021年，工党仍将削减资本利得税优惠作为政策承诺之一，并在2016年和2019年大选中与负扣税改革一并提出。
谁在从该制度中受益？
澳大利亚税务局（ATO）数据显示，全国约有220万人至少拥有一套投资性房产。
在使用资本利得税优惠的人群中，60至80岁的“婴儿潮一代”占据明显优势。
在2022至2023财年使用该优惠的83万人中，约五分之一年龄在60至64岁。
相比之下，25至40岁人群的占比不足10%，29岁以下人群更是不到5%。
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Clare O’Neil）直言，年轻人“有理由对住房问题感到愤怒”。
“我们的住房体系，基本上是为那些早早进入市场的人设计的，而今天的年轻人当时甚至还没出生，”她在接受澳广（ABC）采访时说。
她同时强调，工党已推出规模达450亿澳元的住房政策组合，试图从供应端缓解问题。
税改能压住房价吗？
政治经济学院（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负责人蒂姆·桑顿（Tim Thornton）认为，限制资本利得税优惠和负扣税，是缓解住房市场压力的必要步骤。
“这会削弱投资者的收益，而不是把成本转嫁给普通购房者，”他对SBS新闻表示。
“税收优惠应当服务于新增住房供应，而不是推高既有房产的价格。”
不过，经济学家克里斯·理查森（Chris Richardson）提醒，不应高估资本利得税改革对房价的直接影响。
“这么做的核心理由在于税制本身需要更合理，而不是指望房价会大幅下跌，”他说。
“住房问题没有‘一招制胜’的解决方案。”
根据他的模型测算，即便调整资本利得税优惠，房价可能也只会下降1%至4%。
反对党方面则持批评态度。影子国库事务发言人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称，政府推动资本利得税改革，是为了“攫取更多财政收入”，以弥补其无法控制的支出。
“政府需要的是财政纪律，控制支出、缓解通胀和利率压力，并兑现对澳大利亚选民作出的竞选承诺，”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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