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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澳大利亚教育系统有一个现象，就是“有钱的”私校被政府资金过度资助，而一些缺钱的公立学校则得不到急需的资金。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分析认为，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知道教育资源标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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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莫里森时期的一个立法改变了教育拨款的算法，加剧了这一现象。
更有甚者，疫情时期的留住工作政策、以及对有多元文化背景学生的补贴政策，都是造成这种资金拨款不平衡的原因。
有呼声认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但为何两大党都没有大力改革这个政策的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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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记者Lucy
对于非常重视教育的华人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华人父母还是挺愿意花高价钱让自己的孩子去澳大利亚的私校去接受教育，而私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就可以说是富人上的学校。而且同时呢，这个学校本身呢，资金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可能有来自家长的捐款啊，有来自一些企业的捐款，还有学费也是非常的高昂。但是就是这些私校，他们拿到的政府的拨款也还挺多的，甚至有可能比公校还要多。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今天我们请来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来跟我们观察这个话题。邓欣老师你好！讲到澳大利亚的私校能够得到政府那么多的拨款，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对吧?
阿德莱德大学副教授邓欣
对，这个事情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内，它是进一步加剧了，也就是说资源进一步地向私校倾斜，要理解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它叫schooling resource standard，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标准。那么这个是由政府联邦政府定的一个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它认为，每一个学生，那么比如说你是这个小学生，那么他是每年他是需要有多少资金资助，那如果是高中生，中学生呢，他又需要有多少资助，那么这个是由政府资助的，那么这个政府的这个资助模式是，私校和公校是不一样的。公校呢，它是由州政府来出这笔钱，私校是由联邦政府来出这笔钱，那么理论上来讲，私校，联邦政府只出我们这个叫做schooling resource standard(srs)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其实私校呢，他们通常收到的这个资源是远远超过了这个srs。也就是说超过了政府规定的这个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私校甚至是说政府说是只资助百分之八十，他们甚至收到了百分之一百七十的这样一个srs的这样一个资助。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叫做很多私校它叫做over funding，也就是说它本来只能够说，按理论上来讲，它只能收到这个srs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实际上因为各种各样的渠道，他它到了远远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这样一个资助。公校呢，因为很多州政府它们缺钱，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履行它们这个资助百分之百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很多公校呢，反而出现了这个under funding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资金不足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造成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在澳大利亚非常奇特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很有钱的能够进私校的，这些私校它们得到的政府资助，比它们相同的类似的这个公校它们得到的资助还要多，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也希望得到改革的这样一个现象。
SBS记者Lucy
但是似乎这个改革并没有推进得很好，还可能像你说的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阿德莱德大学副教授邓欣
这个是跟二零一八年的有一个政策，当时是莫里森的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是立了法，然后从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开始，那么它这样一个，就是说一下子是一个改变了这个计算的方法。私校按道理来讲，它是说你得到的政府的资助，那么理论上说是百分之八十，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家长的收入比较高的话，它是按照你家长的收入的高的一个，它打一个分，按这个分数来把它减掉这个资助，但是莫里森政府，它在二零一八年的这个法律，它就把它改变了一个计算的方法，以前是按照比如说是这个census，也就是说是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情况算的，那么这个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稳定，或者就是说比较公平一点吧，但是它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改的就是改成了按照家长的工位的应税收入，就是应课税的时候来计算。那么这样一下子就造成有很多人的就是competitive pay按这个应税收入的这个计算，其实是比你的实际收入可能要低很多，这样他们得到的联邦的这个资助就大大增加了。那么这个，他们当时是估计，是大概是有二十几亿，增加了私校的增加了二十几亿的，就因为这样一个算法的改变，就增加了二十几亿的拨款。除此之外，莫里森政府它还专门给了十二亿的资金，主要是针对于天主教的学校，因为它说你们天主教学校收费比较低，为了让你能够继续收费低呢，我一次性是给你十二亿的，那么也就当然是分到各个学校吧，给了它们很多这个资助。同时，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那么它同时又再一次是给了一点七一亿的这个一次性的资助给了各种各样的私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Covid的时候，当时这个job keeper的这个方式是给了私校，就是包括这个一共给了他们七点五亿的这个拨款，所以各种各样的拨款就使得这个私校它们拿到的实际的拨款是比他们所说的这个承诺的，或者说政府法律规定的这个百分之八十要高很多。而且还有呢，除此之外，各个私校它因为你的学生的结构，比如说你学生是有disability啊，或者是说你是来自于非英语的这个背景，你还有一些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补助，所以说七七八八加起来，私校的这个资助，就是有相当多的私校它们得到的这个政府，也就是说直接来自于纳税人的这个拨款，它就要超过了公校。现在的政府也没有说承诺或者表示要进行任何改变。
SBS记者Lucy
它既然已经成为一个法案了，可能要改变它就需要更大的投入，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阻碍和困难。作为政府，不管是哪个党派都不愿意对此作出改变，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考量？
阿德莱德大学副教授邓欣
是的，因为选票的考量。那么我也看到了，其实有百分之四十的学生他们是在私校读书，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去改变对私校的这个资助模式呢，那么肯定这些家长肯定会不满。那么他们的不满呢，就会由此反映到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投票的选择上去。所以说这个两党都愿意做加分的事情，就是说我增加拨款，但是我不能够说要去减少拨款，所以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看到是联盟党，他们是肯定是支持增加对私校的拨款，因为他们的基本盘可能就是更多的会上私校而不是上公校，所以说呢，极有可能说是工党可能对这个进行改革。但是工党肯定也会担心，如果要做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你就可能会冒着得罪百分之四十的选民的这样一个结果，或者说相当大一部分选民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它现在也没有承诺说要做任何的改变。
SBS记者Lucy
今天我们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的分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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