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许多人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First-in-Family 网站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开发，旨在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其家庭和高等教育领域从业者提供支持和信息。该网站分享多位家里首个大学生的经历，瑞安（Ryan）是其中一员。他是两位孩子的父亲，曾是砌砖工人，30岁出头时攻读大学护理专业。
他回忆成长历程，经济条件不好，14岁被迫辍学，全职工作多年。他一直羡慕那些可以完成学业的朋友，也希望等到自己更有力量的时候能读大学。
后来他通过TAFE衔接课程进入大学。他表示过往的挫折和磨炼让他更加坚韧。他也坦承，若要维持学业进度、顺利毕业，就必须削减其他事务，甚至放弃全职工作，不过他不会牺牲家庭。
谈到大学之路，他说：“年轻时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可言，正因如此，我才选择重返校园。”他也表示，看到那些真正想学习、有明确职业目标和动力的年轻人，他真心敬佩，也反思自己的成长。
课程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也享受不同观点的交流和求学的过程。他说同学们都很谦逊，大家在学业压力下互相理解和支持。
他读大学的另一原因是“想实现代际改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努力的价值。他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们意识到，世界很大，不会总是美好。我希望她们尽可能接受教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
瑞安的经历是这一群体中不少人的大学之路缩影。
今年10月，澳大利亚学生公平与成功中心（ACSES）发布报告《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st-in-Family status, equity groups, and university access》指出，父母双方都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其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比父母上过大学的同龄人低大约23%。从申请到就读，再到毕业，许多人的大学之路并不平坦。
报告写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性，普遍共识认为，大学教育在提升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该报告合著者之一、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Ning Xiang博士接受SBS普通话节目采访时指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不利的社区，或农村和偏远地区，在中学阶段和进入大学之后都会面临不少挑战。
Xiang博士表示，这项研究连接了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的数据和联邦教育部的入学数据，样本约44.3万名16-17岁的年轻人，均为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当中约三分之二（66%）的人，父母双方均没有读过大学；经数学模型调整后，这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大学入学率为36%；另外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为58.6%。
她指出，“家里首个大学生”群体在中学阶段可能面对学校资源有限、职业指导和教育信息不足、家庭经济压力等挑战；此外，一些家庭考虑到经济情况，有可能会高估风险成本或低估上大学的收益。
在大学阶段，这一群体的一些学生可能半工半读、相较年龄偏大、经济负担重，并且工作经验可能难被大学认可。她进一步解释，随着大学大众化，学生群体也日益多元化，然而有研究显示，一些工作后再到大学就读的人，他们在社会和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不一定在课堂被认可，这种文化资本错位可能导致归属感缺失，有挫败感，再加上如有经济压力，可能会增加辍学风险。
“那些中途辍学的学生就很可惜，因为他们得到了债务，可是没有得到学位，”她说，这样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不利因素。
报告还发现，专业方面，“家里首个大学生”更倾向于教育、卫生领域，而较少选择自然和物理科学、工程和相关技术或者是医学领域。对此，Xiang 博士表示，分析显示，这些学生有“照顾他人的价值观”，因此可能也会选择照顾他人的专业。
这种职业选择，看起来是很安全，而且也和他们的价值观相符。而如果说，他们本身的特点可能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或很好的医生，可是因为各方面因素，让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成为科学家成为医生，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损失吧。昆士兰大学研究员Ning Xiang博士
Xiang博士也指出，大学和专业的选择因人而异， 从个体幸福指数或福祉角度来看，讨论教育途径需考虑个体差异，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个人意愿还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障碍所限，“就是说，是自己选择了我不想去上学，还是说我因为经济压力而去不了”。
她强调应该给学生充分、全面的信息，“所以也不是说要他们都去上大学，而是确实是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面临什么，就是要给他们全方位的信息，帮助他们打开眼界，了解自己的能力倾向和可能适配的职业，充分了解了这个信息以后，去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适合自己的选择”。
如今澳大利亚多所大学都设有相关的项目，为家里首个大学生群体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
Xiang博士指出，这些学生入学时，大学提供额外的学业支持，从心理方面和职业规划方面予以帮助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这份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将“家里首个大学生”身份（或其父母教育水平）视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和平等入学的重要因素。
今年9月19日，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在向 Business Western Sydney发表演讲时提到，他是家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也是第一个完成10年级学业，他读大学时感受到悉尼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距。他宣布，政府将大幅增加衔接大学的免费课程的投入，向更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敞开大学之门。
今年11月初，为提升外郊和非大都市地区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6690万澳元，使全国各地郊区和城镇的学习中心数量增加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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