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路:走进澳大利亚“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群体

University graduates

University graduates, 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Chris Ison/PA Wire Source: Press Association

在澳大利亚,许多人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瑞安是其中一员,谈到工作多年再读大学的原因,他说:“年轻时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可言,正因如此,我才选择重返校园。”他希望通过求学“实现代际改变”,向孩子展示努力的价值。研究学者指出,家里首个大学生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往往会遇到不少挑战(点击播客,收听详情)。


在澳大利亚,许多人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First-in-Family 网站由纽卡斯尔大学和伍伦贡大学的学者组成的项目团队所创建,开展教育支持和研究,网站分享多个家里首位大学生的经历,其中之一是瑞安(Ryan)。他是两位孩子的父亲,曾是砌砖工人,30岁出头时攻读大学护理专业。

他回忆自己的“坎坷”成长,在街头长大,夜里哭着入睡,14岁被迫辍学,全职工作多年,“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可以完成学业的朋友,等我足够成熟和有力量,我要去上大学”。

后来瑞安通过TAFE衔接课程进入大学。他表示过往的挫折和磨炼让他更加坚韧。他也坦承,若要维持学业进度、顺利毕业,就必须削减其他事务,甚至放弃全职工作,不过他不会牺牲家庭。

谈到大学之路,他说:“年轻时我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可言,正因如此,我才选择重返校园。”他也表示,看到那些真正想学习、有明确职业目标和动力的年轻人,他真心敬佩,也反思自己的成长,不再像以前那样妒忌别人的成功。

课程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也享受不同观点的交流。他说,同学们都很谦逊,大家在学业压力下互相理解和支持,“我经历过更艰难的事情,年龄也让人心态成熟,我仍然享受这个经历”。

他读大学的另一原因是“想实现代际改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努力的价值。
我希望我的女儿们意识到,世界很大,不会总是美好。我希望她们尽可能接受教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
瑞安
瑞安的经历是这一群体中不少人的大学之路缩影。
今年10月,澳大利亚学生公平与成功中心(ACSES)发布报告《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st-in-Family status, equity groups, and university access》指出,父母双方都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其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比父母上过大学的同龄人低大约23%。从申请到就读,再到毕业,许多人的大学之路并不平坦。

报告写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性,普遍共识认为,大学教育在提升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该报告合著者之一、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Ning Xiang博士接受SBS普通话节目采访时指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社会经济条件不利的社区,或农村和偏远地区,在中学阶段和进入大学之后都会面临不少挑战。

Xiang博士表示,这项研究连接了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的数据和联邦教育部的入学数据,样本约44.3万名16-17岁的年轻人,均为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当中约三分之二(66%)的人,父母双方均没有读过大学;经数学模型调整后,这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大学入学率为36%;另外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为58.6%。
她指出,“家里首个大学生”群体在中学阶段可能面对学校资源有限、职业指导和教育信息不足、家庭经济压力等挑战;此外,一些家庭考虑到经济情况,有可能会高估风险成本或低估上大学的收益。

在大学阶段,这一群体的一些学生可能半工半读、相较年龄偏大、经济负担重,并且工作经验可能难被大学认可。她进一步解释,随着大学大众化,学生群体也日益多元化,然而有研究显示,一些工作后再到大学就读的人,他们在社会和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不一定在课堂被认可,这种文化资本错位可能导致归属感缺失,有挫败感,再加上如有经济压力,可能会增加辍学风险。

“那些中途辍学的学生就很可惜,因为他们得到了债务,可是没有得到学位,”她说,这样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不利因素。

报告还发现,专业方面,“家里首个大学生”更倾向于教育、卫生领域,而较少选择自然和物理科学、工程和相关技术或者是医学领域。对此,Xiang 博士表示,分析显示,这些学生有“照顾他人的价值观”,因此可能也会选择照顾他人的专业。
这种职业选择,看起来是很安全,而且也和他们的价值观相符。而如果说,他们本身的特点可能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或很好的医生,可是因为各方面因素,让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成为科学家成为医生,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损失吧。
昆士兰大学研究员Ning Xiang博士
Xiang博士也指出,大学和专业的选择因人而异, 从个体幸福指数或福祉角度来看,讨论教育途径需考虑个体差异,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个人意愿还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障碍所限,“就是说,是自己选择了我不想去上学,还是说我因为经济压力而去不了”。
她强调应该给学生充分、全面的信息。

“所以也不是说要他们都去上大学,而是确实是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面临什么,就是要给他们全方位的信息,帮助他们打开眼界,了解自己的能力倾向和可能适配的职业,充分了解了这个信息以后,去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适合自己的选择。”

如今澳大利亚多所大学都设有相关的项目,为家里首个大学生群体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

Xiang博士指出,这些学生入学时,大学提供额外的学业支持,从心理方面和职业规划方面予以帮助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这份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将“家里首个大学生”身份(或其父母教育水平)视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和平等入学的重要因素。

今年9月19日,联邦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在向 Business Western Sydney发表演讲时提到,他是家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也是第一个完成10年级学业,他读大学时感受到悉尼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距。他宣布,政府将大幅增加衔接大学的免费课程的投入,向更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敞开大学之门。

今年11月初,为提升外郊和非大都市地区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6690万澳元,使全国各地郊区和城镇的学习中心数量增加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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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ing Xiang

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这个孩子,他是家里第一个上了大学的,那么这个概念刚一开始引起研究学者尤其是这个教育公平方面领域的学者的注意,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很多这样的学生,实际上在大学生活里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他们是所谓的高危群体,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最容易中途辍学的学生。而且他们从群体特征上来看,也是比较多元化。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年龄偏大,很多都是半工半读,他们可能还有比如说经济方面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经验不被认可的、很复杂的这些障碍吧。

SBS记者Ivy

在澳洲,许多人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澳洲学生公平与成功中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父母双方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的大学入学率比父母上过大学的同龄人要低23%。许多学生上大学的道路并不平坦。报告合著者之一、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Ning Xiang博士接受SBS普通话节目采访时指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利的社区或者是农村和偏远地区。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往往面临着许多挑战。对此,政府和大学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SBS记者Ivy

Xiang博士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关于您参与的这份研究报告——就是调查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群体和大学入学之间的关联这么一个研究报告,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发现?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Dr Ning Xiang

像我们这个报告,我们是连接了2016年澳洲人口普查的数据和联邦教育部的入学的数据。我们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样本,是2016年16到17岁至少和一位家长住在一起的年轻人,那么这个样本的数量是差不多44万3千多人,有三分之二就是说66%左右的16到17岁的青少年,他们是父母双方全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个就联系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过程,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受大学教育的澳洲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三分之二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见,随着一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它这个比例是肯定会越来越小的。因为这是2016年的数据了,那如果是现在16、17岁的孩子,咱们再看他的父母,可能有大学学位的人就多了。所以呢,看待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要放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看。在这三分之二、这个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少年里,连接的这个数据显示,就是经过数学模型调整以后,他们有36%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36%的入学率,所以其实这个群体跟实际大学里的那种First-in-Family、就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就是他们的这个群体特征,实际上还是不尽相同。因为首先他们是年龄嘛,就是都是这样,如果你实际上在大学里看的话,还是有很多叫高龄的学生或大龄的学生,成熟年龄的学生,或者是比如说重新回到学校去想读一个专业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样本特征吧,可以说相比较这三分之二的这个群体。另外还有三分之一,他们的爸爸妈妈至少有一方是有大学教育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进入大学的概率是58.6%,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就是确实是,如果父母一方上过大学,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比较可能上大学。

SBS记者Ivy

为什么你们认为他们在教育公平,还有高等教育入学方面是需要特别的关注呢?

Dr Ning Xiang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说它的底层原因。我们看表面上来说,是父母没有上过大学,孩子也不(大可能)上大学,但是底层(原因)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咱们先从学校开始说起,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父母没有那么重视学业,然后呢,学校它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公立学校实际上是有很尖锐的财政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没有职业咨询的服务。因为我原来也有一个研究是关于在学校里,学校应该提供一些比如说到了十年级选课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些career guidance,就是职业咨询的这种咨询师来帮你分析——你看你的课业、你的长处,那么将来如果你要做这个职业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些分析。原来我接触过一些,就是说有的也是几个公立学校,可能在几个suburb(郊区)里头共享一个guidance(职业指导)。另外呢,就是说信息不对称,你比如说如果我这么选课,那我能进什么专业,或者不能进什么专业,或者就是……这些信息,它都不对称。那么尤其是像家长,包括你就是家长是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呢像我们这种一代移民,我们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高教系统课程设置这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的孩子呢。当他去选课的时候,他就不了解应该怎么在这个系统里,这个其实就是叫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另外呢,本身的原因就比如说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那他就可能会高估风险成本或者低估上大学的收益。他这么一权衡,他就会觉得,哦,那我就上一个普通的大学,或者说我就读一个安全的专业,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吧。

SBS记者Ivy

这份研究它显示说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对比其他的群体(的大学入学率),那个比例是要低23%。在进入一些入学(要求)比较高的大学,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些精英大学,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着一些额外的、不利的因素。您认为造成这种差距就是低23%的这个比例、还有造成的一些困难,它的一些主要原因是什么?

Dr Ning Xiang

我觉得主要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点:就是学校的支持,然后另外是他们,如果你这么想,就是个体原因,他自己的ATAR它可能不够高,然后另外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跟别人不一样。从学校的资源来讲,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这个是入学之前。入学之后,这些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在大学里实际上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是很多的,主要就是一个身份认同。另外就是对这个也可以说就是文化资本吧,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近年来的这个大学,等于是叫去精英化,从一个精英机构就是大学原来只是少数人去读的,那么现在慢慢变成大众化,那么就是说应该是尤其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讲,国家实际上是鼓励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去接受高等教育。这样对将来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国家的这个生产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大学从高等教育系统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实际上是,当然我们就在这个大学里也是感觉到很多的改革正在发生,因为大学也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策略,就是对学生的照顾程度。现在,由于这个大学就是大众化以后,实际上大学现在老师面对的这个学生群体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不仅是种族、年龄,还有另外的这个家庭的背景、环境,尤其是那些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先去工作,然后又回到校园的这些学生。实际上有研究显示,他们的这个叫文化资本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错位,就是他们实际上也从社会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资本,可能你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积累了好多修车的经验,那他到了大学课堂里,对他的这些真实世界里的这种经验,他不会被老师去认可,去看重。其实是多元化的好处就是因为大家都能够贡献出不同的观点和角度,那么如果老师并不认可你的角度、老师只是认为他的角度是对的。这种身份的错位,就是这种归属感的缺失,再加上比如说如果有经济压力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就会使得这些家里第一位大学生就是感到很失落、挫败,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提早的、没毕业可能就离开了,就觉得,哦,这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这个不是我的,我的世界,或者……就是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另外也是比如说他不知道他的作业做成这个程度,老师会怎么样,或者他怎么去跟老师交涉,或者怎么去跟老师介绍自己,就是这种social norm,一些就是那种既有的行为范式,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很陌生。

SBS记者Ivy

刚才就是您也有提到,在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他们这些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教育类的、护理类的、健康类的专业,而比较少进入比如说像科学工程或者是医学领域。您是怎么分析这种倾向的呢?

Dr Ning Xiang

有一些定性研究,就是在我们这个团队里有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这些已经上了大学的这个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们的分析显示,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就是照顾他人的价值观。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也会去选择那种照顾他人的专业,你比如说护理专业啊或者是去做老师啊这种职业选择呢,看起来是很安全,而且和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相符。而如果你想到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本身的特点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或者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可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让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成为科学家、成为医生,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损失吧。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从社会结构上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但是呢,这个从个体幸福指数或者是个体福祉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里头你是要考虑到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它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个人的选择还是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障碍,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对,就是说是我自己选择了,我觉得我不想去上学,还是说我因为经济压力我去不了。

SBS记者Ivy

那结合这种入学的比例,还有这种专业选择的情况,您认为他们的身上的就是这个群体的他们的一些特点,其实对他们个体来说,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又或者说是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Dr Ning Xiang

你比如说那些中途辍学的学生就很可惜,因为他们就是说得到了债务,可是没有得到学位,这样的话,就是对他们的未来肯定是很不利的。在大学里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怎么帮助他们做职业规划呀,帮助他们去克服周围的困难,一方面是作为老师和学校、作为大学,要改变自己对学生的这种态度,就是说你要去认可这个多元化,要认可他们这些学生呢,就是从家庭他们作为第一个大学生,他们缺少对这个系统的了解。

SBS记者Ivy

针对这一群体,在未来的教育政策,还有说招生的策略、家庭的支持或社区的支持,您认为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会比较好?

Dr Ning Xiang

我个人是感觉肯定就是从学校和大学两方面吧,就是进入大学之前,怎么才能够加强这个公立学校的力量去帮他们做这个职业规划,帮他们去认识到,因为实际上在澳洲这个情况我们也都知道,有的时候读TAFE,他在这个经济回报方面不一定就比大学差。所以呢,实际上也不是说要他们都去上大学,而是说要做出一个清醒的决定吧,就是确实是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面临的是什么,然后去做一个很就是informed的decision,就是你要给他全方位的信息,包括这个所谓叫冷知识和热知识。热知识就是说从父母那得到的,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说,哦,我上大学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那冷知识实际上就是说,从比如说职业规划咨询师那里得来的,或者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讲座里得来的,就是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或者是从网上来的信息,就是说要帮他们打开眼界,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倾向和可能适配的这个职业。然后去充分地了解了这个信息以后去做出明智的选择吧,或者适合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从大学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学生群体进入大学以后变成了第一个大学生,那么可以比如说一入学的时候,就要给他们一些额外的从这个学业方面的支持,从心理方面、从职业规划方面。还有一些研究显示,这些学生如果父母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他们在比如说暑期工啊或者part time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一些和自己未来职业相关的工作,但是那些父母从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他们在大学里,他们就不知道这个这个internship(实习)的意义,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学校就应该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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