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在2019年首数个月，就有多名政界人士作了一些被认为是有违道德的行为：一名参议员动用三千元公帑飞往另一个州份参与极右份子集会、一名高级内阁部长接受了一间旅行社提供的免费家庭假期套票、时任总理斥资六万元公帑前往圣诞岛举行一个只历时2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有政党成员被传媒揭发试图与外国支持拥枪团体合作，以换取有关团体对该政党的大额捐款。凡此种种被视为不当的行为不断出现，难怪澳洲国民对本地的政坛及从政者感到失望，甚至提出质疑，为何政界人士并非一如其他行业般拥有一套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曾有人提出规范政界人士的行为，但一直却是无功而回。前总理何华德、陆克文及谭保均曾作出可谓微乎其微的努力以阻止有欠道德的行为出现，但似乎均无助解决问题的根本情况，更指只有总理可决定涉嫌有欠道德内阁成员的政治前途，如此有关决定便存在偏见或有欠统一标准的情况。虽然澳洲目前已有独立的反贪府机构监察政界人士是否有牵涉利益输送的情况中，但基于其职权所限却无力监督贪污腐败及利益输送等以外其他形式的不当行为。虽然公众以为，面对极为羞耻的下台威胁、从政生涯可能因此而提早终结、对其家人可能造成的伤痛等，都或会阻止政界人士在处事前三思而后行。但事实上，不道德行为却不断发生。
在现今世代，几乎所有行业机构或团体均制定了业内人士应遵守的行为指引或职业道德守则，但从政者至今却依然未有一套行为准则。墨尔本大学精神病学学系荣休教授布洛赫（Sidney Bloch）表示，自己属于皇家澳洲及新西兰精神病学家协会（RANZCP）的其中一员已有30年时间。他认为，该协会所制定的道德守则可作为政界人士行为守则的参考资料。精神病学家协会在1990年制定有关守则之时，认为有关道德准则可协助业内人士在照顾病者期间，「培养出并维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最终，协会与成员、精神病患者及支援组织等持份者合作制定了一套道德标准原则；当中涵盖多个范畴，包括尊重病者的尊严、坚守保密原则、提供能力范围以内的最佳护理、提供所有方案让病者自行作出治疗决定，以及从不诋毁其他业内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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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界人士而言，尊重选民及将国家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可谓是从政者所面对的最艰难挑战之一；设立一套全国适用的政界人士道德守则，相信有助从政者作出更符合公众期望及道德标准的行为。布洛赫荣休教授表示，全国的议员可成立一个独立之工作小组，统筹制定道德框架的工作；由一名广受尊敬的法官担任主席，并由各州及领地议会以及联邦国会所派出一名代表担任成员。工作小组可首先向所有议会成员（包括前任及现任议员）、相关持份者甚至公众征集意见书，继而草拟一份守则初稿，并再次征集公众意见再作修订。最后，再由各议会代表进行审议及提出最后意见，继而得出行为准则的最终版本。当然，工作小组亦可仿效精神病学家协会的做法，定期修订行为准则，按照社会变迁及过去一段时间的运作成效，检讨道德守则可以如何作出改进。
General view of Parliament House on Budget Day in Canberra. (AAP Image/Lukas Coch). Source: A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