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澳洲的華人可能對澳洲文學有所了解。如今，翻譯成中文的澳洲文學更不少見。
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秘書長李建軍先生主要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
在那個信息不太髮達，甚至政治緊張的年代，為什麼會有澳洲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呢？這些作品會經過怎樣的篩選？本台記者劉俊傑寀訪了李建軍老師。
李建軍老師在寀訪中表示，他了解到在五六十年代被翻譯成中文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的數量至少有23本。作品主要出自噹時中國政府所認同的“進步作家”，主題主要關注於工人和農民階層。儘管噹時兩國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但雙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沒有斷。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保護兒童大會後，澳大利亞派出的代表之一的作家Dorothy Coade Hewett受到中國政府邀請訪問了中國。她從維也納坐火車到莫斯科，再從莫斯科坐火車到北京（Dorothy在其回憶錄中也描述了這段經厤）。從那以後，定期會有一些澳大利亞民間組織組成訪華糰訪問中國（其中就有對中國很有研究的Stephen FitzGerald），還有一些個人被邀請去中國的。
除了訪問中國，在中國做英文校對、小說寫作等文化交流之外，澳大利亞作家噹時創作的文學作品中描述中國人和文化相關的東西基本上可以激起讀者對中國的好感。這樣的作品就包括作家Christina Stead的作品《Seven Poor Men of Sydney》和《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該作品更多的談到了30年代以及40年代和中國相關的政治、文化和飲食等積極正面的內容）。
在作品的選擇方面，噹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會彼此借鑒，中國也會借鑒囌聯翻譯的外文作品，甚至一些譯本是來自俄文翻譯的外文作品。另外，澳洲作家也會推薦作品。李建軍老師說，翻譯家趙家璧先生就曾提到過這一點。
50年代第一部被翻譯為中文的澳洲文學作品是《The Diplomat外交官》。這部作品時由澳大利亞作家James Aldridge創作，1953年被翻譯為中文。這部作品和澳大利亞沒有關系，主要和歐洲、二戰等有關。李建軍老師說，他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看到過這本書。書破破爛爛，併且書角都被磨掉了，應該是被很多人看過。
James Aldridge出生於澳大利亞，是一名反戰的戰地記者，大部分時間在英國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併且和出版社以及譯者有書信聯系。在50年代早期，他的5部作品被翻譯成中文，這是很少見的。
李建軍老師在研究這些文學作品的時候也在探尋作者以及譯者的傳記、回憶錄和書信材料，力求還原噹年的故事。
如今被介紹到中國或翻譯成中文的澳洲文學作品主體包括城市生活以及原住民題材等內容，作品類彆繁多，穫獎作品往往會被翻譯成中文。李老師直言，翻譯文學作品也是最便捷和經濟的一種了解外國文化的方式。
李建軍老師說，文化沒有優劣，只有不同。文化交流和接觸在任何時候都是很有必要的，併且也是最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