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华人移民来说，微信或许只是一个聊天工具；但对李俊浩然而言，它更像是一种过去生活的延伸。2023年，这位来自中国的同性恋者与丈夫来到澳大利亚，以保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离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同性身份处境的担忧，更包括一种长期累积的不安全感。他在离开故乡后，如何与过去的生活慢慢“割裂”，又如何在澳大利亚重新寻找归属感？点击 ▶ 收听这段关于身份、归属与重建的真实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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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不太用微信了。”
谈及此，李俊浩然（Oliver Junhaoran Li）停顿了一下，说这并不是因为他否定过去，而是因为那个应用承载了太多“被监控、自我审查、自我限制”的感觉。
2023年，李俊浩然和丈夫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
如今，两人以保护签证申请人的身份生活在悉尼。
与许多移民故事不同，李俊浩然的讲述里，很少出现“向往的海外生活”这样轻松的畅想。
在接受SBS普通话节目采访时，他反复提到的是一种“割裂感”——与过去的生活、语言环境、社交关系，甚至与曾经的自己之间的割裂。
“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国家”
“我离开的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它也包括了我过去的语言环境、朋友圈层、社交习惯和文化记忆。”
对这位成长于中国的同性恋者而言，离开中国，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他说，自己和伴侣很早就有移民海外的想法，希望同性伴侣关系能够获得法律保护。
两人曾在多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之间比较、选择，而澳大利亚最初甚至并非他们的“最优选”。
但2022年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当时，他们居住在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
在李俊浩然的记忆里，上海曾是许多中国酷儿群体心中的“文明之光”——那里曾举办上海同志骄傲节，也有面向同性恋群体的招聘活动。
他说：“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文明之光，但是却没有想到上海也要经历疫情这样的残酷的人间惨剧。”
他提到，网络纪录片《四月之声》成为自己决定离开的“临门一脚”。
“在那之前，我们想出国去定居的这种想法是一个很抽象的，没有说很具象到我必须马上走，”他说，“但是在上海的‘《四月之声》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立刻就得跑。”
这种情绪并不仅仅来自对同性恋身份处境的担忧。
“曾经只是觉得，作为性少数群体，会面对身份标签的压迫。但是却没有想到，即使不是性少数群体，在中国也可能面临其他方方面面的压迫和不安全。”
那种情绪并不只是愤怒。
他说，在疫情封控之前，失望其实已经长期累积。当一些事情真正发生时，他既感到愤怒，又觉得“似乎很合理”。
“会有一种合理化的感受。”
“微信承载了太多过去的不安”
真正离开后，李俊浩然才逐渐意识到，迁移所带来的“失去感”比自己想象得更复杂。
在悉尼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李俊浩然与中国旧友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
他说，这种疏远并不仅仅因为地理距离或时差，更因为彼此对于许多事情的理解开始变得不同。
来到澳大利亚后，他接触到更多关于人权、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的讨论，也逐渐意识到，过去许多自己习以为常、以为只能忍受的事情，其实并不合理。
但与此同时，一些仍生活在中国的朋友，则会认为“中国很好，澳洲不好”，甚至觉得他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批评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讨论了就能够互相理解彼此。”
“你接受的其实只是彼此的攻击和否认，会重新让我进入一种不安的割裂感。”
于是，他开始越来越少使用微信。
“不是因为我对过去的生活、过去的关系的否定。而更像是微信承载了太多过去生活里的被监控感、自我审查感、自我限制感，”他表示。
不过，让他真正感到复杂的，并不是意见不同本身。
他提到，自己曾认真问过一位高中时期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面对彼此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她怎么看？
此前“白纸运动”期间，李俊浩然支持抗议，而这位朋友则持相反态度。
但那一次，朋友并没有否定他，而是向他讲述了中国疫情封控彻底放开后，家中长辈感染去世的经历。
李俊浩然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很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对”或“错”。
“那一刻我就理解到，好像我们谁都没有错，我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个人视角上去看待这个事情。”
“它没有问我是谁”
李俊浩然出生于湖南，拥有少数民族背景，三岁后随家人到北京生活。
由于语言和身份差异，他在幼儿园时期曾遭受霸凌，甚至退学。
此后很多年，他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不同身份之间，在“外地人”与“北京人”之间摇摆。
“自己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他说。
但来到澳大利亚后，他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没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民族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取向是什么，它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我”。
这种“被接受”的感觉，有时来自一些非常具体的瞬间。
2023年，两人刚抵达悉尼时，恰逢 Mardi Gras 活动接近尾声。
李俊浩然回忆，自己在机场看到彩虹旗时，“一下子就觉得好像被这片土地欢迎了”。
后来，两人发现婚戒遗落在中国，于是前往商场重新购买。
“导购一开始问我是买给女伴还是买给妈妈。”
他说：“我说都不是，我是买给我的丈夫，我们刚结婚。”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并没有表现出惊讶或尴尬，而是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恭喜你们，新婚快乐（Congratulations, happy wedding）”。
“那种眼睛里的光芒，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如今，李俊浩然在悉尼参与心理健康、多元文化与酷儿社群相关的志愿工作。
他说，即便自己目前仍然没有投票权，但这些经历让他开始重新理解“公共参与”的意义。
“如果未来我有机会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我知道，一个社会是否保护少数群体，真的会改变人的命运。”
采访接近尾声时，李俊浩然忽然提到，自己其实提前写下过一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
那个问题是：他如今是否还认同中国。
他坦言，自己依然使用中文，也依然珍惜中国文化、语言、艺术和历史中的许多部分。
只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对酷儿群体的态度，他越来越难以认同。
“文化是我的一部分，”他说，“但压迫我的地方，不应该是我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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