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尔·帕拉（Neil Para）逃离斯里兰卡时，行李不多。
44岁的帕拉是泰米尔难民，他和妻儿在马来西亚生活四年后，乘船来到澳大利亚。
“我们离开斯里兰卡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在那里我们被联合国难民署认定为难民。但是，尽管我们被认定为难民，在马来西亚仍然没有任何保障。于是，我们决定乘船前往澳大利亚”。
2012年8月，帕拉一家乘船抵达澳大利亚水域。
根据政府对乘船抵达者实施的离岸拘留政策，他们被立即带至圣诞岛拘留中心。
帕拉一家在澳大利亚的拘留中心度过数月后，来到维多利亚州的巴拉瑞特市定居。
帕拉表示，移民官员告诉他，搬到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生活能使他的签证得到快速审理，因此他做出了搬家的决定。
但帕拉表示，得到签证的承诺后来不了了之，全家的过桥签证也被取消，他因此失去了工作权利。
他说，如果没有巴拉瑞特当地社区的支持，他和家人根本无法生存。
“我的家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巴拉瑞特社区的慷慨......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医疗保健、没有生活补贴，什么都没有。但巴拉瑞特社区聚集在一起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们帮助我们支付账单、支付房租，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社区负责。政府没有提供帮助，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
巴拉瑞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难民组织（Ballarat Rural Australians for Refugees）是提供帮助的组织之一。
召集人玛格丽特·奥唐纳（Margaret O'Donnell）表示，社区团结起来支持帕拉、他的妻子苏加以及他们10至15岁之间的三个女儿。
“我们必须了解帕拉和他的家人。他们在社区做了很多志愿工作。为了公众利益，特别是为了巴拉瑞特的居民和其他认识他们一家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永久签证，这样他们就能继续生活。另一个困难是，当孩子们年满18岁时，他们很可能不被允许继续学习，这又是一个问题”。
帕拉一家是2014年1月1日前乘船抵达澳大利亚水域的约3万名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之一，他们被称为“遗留难民”（Legacy Caseload）。
联邦政府对于该团体中的个人实施全面禁令，除非移民部长亲自干预，否则他们的签证申请将无法得到处理。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这一系列政策进行了审查，并对其中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规定的问题提出了担忧。
这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受到限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或教育支持，这迫使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家庭陷入贫困。
奥唐纳表示，这些政策已经实施十年之久，现在是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了。
“现在是我们实行大赦的时候了。那些已经在这里居住了10年并通过了品行测试和其他所有测试的人应该获得永久签证。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希望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压力都没有好处。他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正在寻找工人，我们正在引进人才。他们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今年2月，联邦政府宣布为1万9千名持两种临时签证，即TPV 和 SHEV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提供获得永居的途径。
帕拉和他的家人不持有这两种临时签证中的任何一种，因此将成为错过永居机会的1万2千人之一。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从巴拉瑞特出发，步行1000公里前往总理阿尔巴尼斯位于悉尼的选举办公室。
他将于8月1日出发，并于9月抵达。
“我非常欢迎移民部长吉尔斯向TPV和SHEV签证持有者发出的信息，但他也必须考虑到E类过桥签的持有者和我们。拥有工作权利的过桥签持有者在工作和纳税，而我和我的妻子是无偿工作的。让我们也有确定性吧”。
帕拉说，他的目标是每天步行30公里，并在9月份到达目的地。
“我在巴拉瑞特和悉尼之间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支持这项工作，比如组织后勤工作，组织很多事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不会成功。他们是我们的支持者。他们是我们的天使。没有他们我们是做不到的”。
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会对个别案件发表评论。
内政部于7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内政部已经批准了2740份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申请，这些人是2月份宣布的永居政策的受益者。
超过1万5千6百份申请仍在处理中。
在3万名“遗留难民”中，有7700多人的签证申请因拒签、注销或过期而结案。
帕拉表示，尽管他渴望工作，但在没有工作权利的情况下养家糊口很困难。
他把时间都花在了社区志愿服务上，包括在紧急救援服务SES当志愿者；而他的妻子则在养老院做志愿者。
然而，他仍然对光明的未来抱有希望。
“我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感到自豪。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的家人是这样生活的，许多难民也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想成为澳大利亚人，我们也想成为澳大利亚人。所以，给我们签证，给我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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