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比克（KaBik）说，不到一年前，她曾经陷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
她的母亲当时在急诊室。但她母亲不会说英语，而医生又不会说粤语，所以卡比克不得不充当他们之间的口译员。
“那一刻真的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作为女儿我想陪伴母亲，但同时又要承担翻译的责任，真的让人心力交瘁。”
她说那是一种充满情感压力的状态。
“我觉得最心碎的时刻是，当医生告诉我我妈妈快要去世时，他们看着我，要我去翻译给她听，但我真的说不出口，那些话卡在了喉咙里。最后我没有告诉她，直到今天我都希望她能直接从别人那里听到那个消息，让她知道这个情况。我真心觉得，任何家庭都不该被迫处在这样的境地。”
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赵真贤（Jinhyun Cho）说：“这样的情况既不道德，也完全可以避免。”
“让能够讲两种语言的家人去做口译是不公平的。从伦理上说，这既不恰当也不正确。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医疗口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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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士认为，由两万多名口译和笔译人员组成的澳大利亚语言工作者群体，在社会中是“隐形”的。
“很多人其实分不清笔译和口译的区别。最大区别是，笔译是书面的，而口译是口头的。在澳大利亚，笔译和口译人员几乎是隐形的。在韩国和中国，口译员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因为他们会为高级官员做翻译，还会随总统出访，所以他们像明星一样。而在澳大利亚，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多少笔译或口译人员呢？”
越南裔口译和笔译员潘（ Selina Phan ）从业已有三十多年。
她说，她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
“有些东西并不只是传递语言，作为口译员，你理解两种文化，在口译时你会把完整的含义表达出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同时也是堪培拉难民医疗服务机构Companion House的全科医生怀巴（Rosemary Wyber）说：“口译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为非英语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让病人用母语听到医疗信息、并且更重要的是能用母语讲述自己的故事，口译员无可替代。即便房间里没有现场口译员，通过电话服务，我依然看到患者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事情并被理解时所表现出的宽慰和喜悦。”
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赵真贤博士说，在医疗中准确表述疾病状况或诊断，对翻译员来说是一大挑战。
“有很多概念是无法直接翻译的。比如‘抑郁症’这个说法，在很多非洲国家根本不存在。在那儿的文化里，抑郁的人会被认为是懒惰或者睡得太多。如果口译员不了解这种文化，该怎么翻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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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给翻译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今年9月初，苹果公司宣布其耳机产品AirPods具备实时翻译功能。它的广告词是：想要翻译短信、电话或面对面的对话吗？
苹果公司表示，该功能将“帮助人们跨越语言障碍”。
今年4月，一款语言学习应用软件Duolingo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课程数翻倍，推出了148门新语言课程。
此前这个平台花了12年时间才开发出了前100门课程。
微软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试图量化人工智能对各类职业的“适用性”。
笔译和口译员被列为风险最高的职业之一，高达98%的笔译和口译任务与AI能力重叠。
但专业笔译员潘认为，她可以和技术共同工作。
“我并不认为这是威胁。AI已经来了，这些新技术其实早就存在了。我们需要与之合作，去适应它，让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与我们对立。”
如今语言服务提供商用AI生成大体的初步翻译，然后再由人工进行审校也是常有的事。
麦考瑞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赵博士说，目前的技术也有不足之处。
“这种方式往往比自己直接翻译更花时间，因为机器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另一个问题是，后期进行文字修改加工的报酬往往更低，因为语言服务商有评分体系。如果你自己翻译整篇文章，报酬会更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巴副教授表示，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她能看到其中的好处，只要这些翻译技术使用得当。
“当病人、翻译服务和医生能够合作，共同理解医疗问题，哪里有效、哪里无效，那就能提供一种没有翻译服务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医疗护理。”
卡比克说，相关部门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为公众提供更多关于服务的明确信息。
“我认为确保每个人，不论他们说什么语言、来自什么背景，都能获得平等的治疗很重要。我觉得本可以让我妈妈的最后时刻大不一样，如果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我不在场翻译的时候，她会感到更安心。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