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下简称生育率）常用于衡量女性在其育龄期内平均预期生育子女的数量。澳大利亚1961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3.55，这意味着每名女性生育大约3.55个孩子。那时出生的孩子，正是后来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群体。
据澳大利亚人口中心今年1月新发布的人口声明预测，2025-2026 年，澳大利亚的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至 1.42，将再创新低。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表示，该报告提供了有关澳大利亚人口最新的全面数据，凸显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更有力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并非孤立现象”
该报告指出，近 50 年来，澳大利亚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每名女性生育 2.1 个孩子的更替水平。
对此阿德莱德大学地理、环境与人口系副教授谭燕（Yan Tan）接受SBS普通话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澳大利亚总和生育率整体趋势下降，“这并非孤立的现象”。
她指出，澳大利亚和其他欧美一些国家一样，“事实上在70年代末就已经实现人口的第一次转型，也就是说完成从三高到三低——高出生、高死亡、高的人口增长到低出生、低人口死亡率以及人口低速增长”。
从7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发达国家包括澳洲来看，它的整体走势是进入到第二次人口的转型，其特征依然是延续出生率的整体下降，当然还有新的一些特征。阿德莱德大学地理、环境与人口系副教授谭燕
哪些因素影响生育意愿？
生育变化的折射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份报告首次对生育意愿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生育意愿衡量的是个人在了解自身经济、社会和个人限制因素后，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人口中心的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澳人的生育意愿下降速度加快，2022年为每位女性1.89个子女。生育意愿通常高于生育率。
报告分析，这种下降很可能受到新冠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生育规划和决定，同时也受到就业和伴侣关系变化及转型的影响。
随着全球生育率下降，生育议题日益成为公共政策辩论的焦点。今年，生育率也是人口中心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澳大利亚人口中心执行主任尼克·拉蒂默（Nick Latimer）
近些年来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生育意愿？谭燕副教授首先指出“经济的压力的影响”，就业压力，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等，使年轻人在组建家庭和生育决定方面更为谨慎，“就会推迟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总的孩子数量也会受到影响”。
今年1月份，学校财务研究机构Futurity开展新调查，访问2500位澳大利亚家长。调查显示抚育成本正给家庭带来很大压力。该机构发言人莎拉·麦卡迪（Sarah McAdie）表示：“值得注意的是，45%的家长表示，正因为养育孩子的成本，他们正在考虑减少生育子女数量。”
谭燕继续分析，其次是性别结构的问题，过去半个世纪，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不断提高，然而在生育和育儿阶段，女性仍然面对投入成本。
“尽管澳洲在性别平等方面整体男女还不错，但是家庭、工作和学习以及家庭内部分公等方面，依然存在冲突；女性在其事业和生育都面临着一些艰难平衡，”她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在我们人类社会，这是普遍共性的现象。”
再者与“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关系”，她指出，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经历和人生，对家庭和期待和对责任的理解都有不同，这有别于传统多子女家庭的结构形式。
她还提到，“第二次人口转型当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婚姻与伴侣这两个概念发生了变化“，伴侣关系和婚姻关系有所不同，也会影响结婚率和生育计划。
此外，气候变化与社会公平等议题也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育决定，一些人对是否生育或生育多少子女更为谨慎。
会发生什么变化？
尽管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仍比许多类似经济体年轻，但由于生育率较低和预期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仍在持续。
“未来应该说是过去和今天现在的一种延续”，谭燕分析生育率下降来带的影响。
“对人口的结构来看，最大的影响就是说进一步加速人口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就是劳动力的老化会进一步上升，劳动力部分的人口比例相应被压缩。”阿德莱德大学副教授谭燕
随之而来，老龄抚养，养老金以及医疗卫生体系的需求与结构都将面临新课题。
低生育率“会进一步影响澳洲的区域人口分布结构”，她分析，目前澳大利亚人口主要集中于首府城市，低生育率持续将会加剧偏远和非大都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农业等传统产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城乡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人口中心预测，到 2065-66 年，将有 72%的澳人居住在首府城市，目前这一比例为 68%；虽然首府城市人口增长率将逐渐放缓，但预计仍快于其他地区。
谭副教授还提到，具体到个体家庭结构，“显然它就会小型化，这将改变传统的家庭作为支持的这种系统”，对社会化的养老和儿童保育等系统和政策都会带来影响。
在澳大利亚，目前两孩家庭是最常见的家庭规模；小家庭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大家庭的比例则在下降。
“适应”和“优化”
面对低生育率趋势，谭燕认为，首要任务是承认这一长期事实并适应，继而构建韧性，提升社会和家庭的应对能力。
她认为这包括优化改革养老金和医疗体系，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而弥补劳动力不足。
但是“依然要鼓励生育”，她说，对此政策需更加精准化和多元化，超越经济补贴的措施，更多从促进性别平等、推动家庭友好型职场环境和重塑父职等方面入手。
她还提到移民政策是影响澳大利亚人口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尤其是技术移民；如何优化移民政策、在规模与结构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人口政策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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