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1日，澳洲人權委員會（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發起名為「Racism@Uni」的全國性網上調查，了解澳洲大學環境中的種族主義、原住民歧視和宗教偏見等。所有在校學生和教職員均透過大學電郵收到了匿名問卷調查邀請。
人權委員會曾在2024年12月發表中期報告指，種族主義經歷普遍存在於澳洲大學，尤其以亞洲背景學生和國際學生最為明顯。
曾在墨爾本多所大學開展類似研究的丘珏蓉博士表示：「學生普遍反映說，能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區別對待。」
校園「隱性歧視」
丘珏蓉參與的研究以華人留學生為對象，始於2023年，初衷與新冠疫情相關，但核心更在於「疫情之後留學生群體對事件的反應，以及他們是否透過學校的舉報機制去反映遭遇」。
她介紹，該研究由墨爾本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王洋（Wilfred Yang Wang）牽頭，參與者除了她本人還有鄒慧心（Wesa Chau）博士和Andrew Deuchar博士。
調查涵蓋墨爾本多所大學，研究團隊收集了約200份問卷，並組織了五場焦點小組（focus group）討論，共有約20名學生參與。
與大眾普遍聯想到的公開惡意辱罵或暴力不同，報告發現更多歧視行為出現在「灰色地帶」，是隱性的、日常的、結構性的。丘珏蓉說：「例如老師在回答問題時，對中國留學生的回應會比較少，評論很簡短。」
她指，這種現象可能部份源自於教師對中國文化的陌生，也可能出於溝通習慣差異。
左：墨爾本大學翻譯研究院高級導員丘珏蓉博士；右：墨爾本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王洋博士。 Source: Supplied
研究的受訪者均為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中文母語留學生。研究並未涵蓋在澳出生的華裔族群。
丘珏蓉指出，語言障礙和身分顧慮，使部份華人學生在遭遇歧視時更難發聲。「有些同學在英文表達上比較有限，所以遇到隱性歧視時，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事後和同學交流時才意識到那是冒犯。」
即便意識到問題，學生也常因語言能力不足而不敢當場表達不滿。
除了語言，還有更現實的擔憂。部份學生擔心與學校教職員發生衝突可能影響學業成績，進而牽連學生簽證。「這更多是一種權利不平等的考慮。」
不信任申訴機制
研究發現，遭到歧視的學生大多選擇沉默，很少人透過正式渠道舉報。丘珏蓉表示：「很多學生並不知道學校有正式的申訴渠道。即使知道，要找到正確的舉報連結也需要花費精力，而部份學生在情緒上也會懷疑申訴結果是否有效。」
Ying在2015年到墨爾本求學，先讀預科，之後攻讀文科專業的學士學位。她憶述，相較於預科班上多數是留學生，大學課堂的比例截然不同——在15人的細班，中國或亞洲學生常常只有3到5人，其餘多是本地白人學生。
在這樣的環境下，她逐漸察覺到一種「看不見的分界線」。「走進課室的時候，你會很明顯地看到座位區分——白人同學通常會坐在一起，而亞洲學生也會坐在自己的一塊。很少有白人同學會主動坐到亞洲學生旁邊，除非實在沒有座位了。」
這種「自動分區」的現象，在她看來是一種日常化的「微侵」（microaggression）。
有一次，她因為「文化語境不同」，與一位同學產生了一些「矛盾與誤會」，但該同學卻背著她與其他同學抱怨，讓她既尷尬又受傷。她曾嘗試向導師反映、向學校心理諮商服務求助，但都沒有解決她的問題。她曾想過向校方舉報，但最後還是作罷。
「對方一上來就說整個過程會非常漫長。當一個學生遭遇非常脆弱的狀況來尋求幫助，得到的來自系統的專業人員跟她講幫助是這樣的，我覺得是非常令人失望。」
Ying坦言，長時間的壓抑讓她的學習體驗大打折扣。「在某些特定時間裡，我對墨爾本有很強的歸屬感。但最近我停下來反思後，發現我需要不停強迫自己去迎合這個社會的一些狀況，或者去妥協。」
「像我這樣非常開放跟包容的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微侵害』非常盛行的地方，我要不停地鼓起勇氣去面對我所經歷的這一切，我覺得這不可持續、很難堅持下去。」
如何複述真實的種族歧視經驗？
隨著「Racism@Uni」調查的啟動，澳洲社會對校園歧視的關注達到新一輪高點。
該計劃的最終報告預計將在2026年發布，或將為政策制定和校園管理提供重要依據。然而，研究者與留學生普遍認為，僅靠一次調查並不足以改變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社會學家、墨爾本大學教育研究院的付俊（Eric Fu）博士指出，自己收到了人權委員會的匿名調查問卷電郵，但在他看來，問題多集中在「是否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以及請受訪者對一些相關表述按照同意程度打分。
他坦言，很多時候歧視並非直白呈現，而是透過隱晦的方式發生，甚至連當事人都未必能意識到。「有時種族歧視和其他社會不平等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例如性別、語言、知識水平等，因此並不容易界定哪些情況就是單純的種族差異帶來的。」
同樣參與了調查的墨爾本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王洋則表示，問卷內容讓他感到「並不出乎意料」，依然是圍繞「是否遭遇歧視」、「是否舉報」、「對相關表述的同意程度」等熟悉的問題，形式與以往各類校園調查並無明顯差異。
在他看來，問卷最大的限制在於其量化方式。「很多題目我並不知道該選『同意』還是『非常同意』，就隨便點了一個。」
這種以刻度衡量的方式，在他眼中顯得過於機械，難以捕捉個人體驗中的細微差別。他說，歧視經驗涉及情感和隱私，很難量化，而問卷留給受訪者自由表達的空間非常有限，除了最後一欄「補充意見」外，大部分題目都只有選擇題。
他也提到語言問題：調查僅有英文版本，而這可能讓部份國際學生難以充分表達。「這類問題牽涉個人經歷和情感，如果沒有母語的表達環境，很多學生可能就選擇放棄參與，或者回答時無法完整呈現感受。」
這並不是英文水平的問題，而是跨文化背景下，表達方式本身就很受限制。
不過，他也指出，全國性調查在覆蓋面上具有一定意義。
與以往局部性調查相比，這類項目至少能在更大範圍內收集到不同群體的聲音。但在現有設計下，回應內容的代表性和深度仍可能受限。
對於人權委員會的大規模調查，受訪的華人學者有什麼期待呢？
王洋建議，未來類似調查若能增加多語言版本、減少過度依賴選擇題，並在問題設定上更清楚界定範圍，可能會獲得更貼近實際的回應。他認為，方法上的改進，比單純擴大樣本數更能提升研究價值。
丘珏蓉則指出：「我看了一下它的中期報告，我覺得這個調查非常全面，涉及到了澳洲整個多族裔群體；其次就是調查當中不只邀請了學生，還有教職員工的加入，可以從一個更全面、多角度的方向去了解在澳洲高校當中的事件。 」
因為有時候受害者不僅是學生，也可能是老師；同時施暴者也可能是學生，也可能是老師。
「但我覺得這個調查把留學生統稱為『留學生群體』，沒有關注到留學生群體之間的差異。那像我們的研究是一個案例分析，重點是在墨爾本的華人留學生，可以對『Racism@Uni』做一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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