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人权委员会发起“Racism@Uni”全国性调查，聚焦澳洲高校种族歧视现象；
- 华人留学生回忆起课堂中的“隐形分界线”与被冒犯后思虑良久选择沉默的经历；
- 学者指出，调查问卷设计有局限性，期待多语言版本及更多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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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1日当周，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启动了名为“Racism@Uni”（大学中的种族歧视）的全国性在线调查。
该项目聚焦澳大利亚高校环境中的种族主义、原住民歧视和宗教偏见等问题，所有在校学生和教职工均通过大学邮箱收到了匿名问卷邀请。
事实上，这一调查并非首次引起关注。
曾在墨尔本多所大学开展相关调研的丘珏蓉博士表示：“学生普遍反映说，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区别对待。”
校园“隐性歧视”与难以开口的困境
丘博士参与的研究以华人留学生为对象，始于2023年，初衷与疫情相关，但核心更在于“疫情之后留学生群体对事件的反应，以及他们是否通过学校的举报机制去反映遭遇”。
她介绍道，该研究由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高级讲师王洋博士（Dr Wilfred Yang Wang）牵头，参与者包括邹慧心博士（Dr Wesa Chau)、安德鲁·杜卡博士（Dr Andrew Deuchar）以及丘博士本人。
左：墨尔本大学翻译研究院高级导员丘珏蓉博士；右：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高级讲师王洋博士。 Source: Supplied
与人们普遍联想到的公开恶意辱骂或暴力不同，报告发现更多歧视行为出现在“灰色地带”，是隐性的、日常的、结构性的。
丘博士说：“比如老师在回答问题时，对中国留学生的回应会比较少，评论很简短。”
他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部分源于教师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也可能出于沟通习惯差异。
另一类常见的情境出现在跨族裔交流中。
一些华人学生表示，他们曾面对涉及中国文化习俗或政治的敏感问题，这类问题在表面上可能是随口一问，却让学生感受到身份被质疑。
调研团队的受访者均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文母语留学生。研究并未覆盖在澳出生的华裔群体。
丘博士指出，语言障碍和身份顾虑，使部分华人学生在遭遇歧视时更难发声。
丘博士解释说：“有些同学在英文表达上比较有限，所以遇到隐性歧视时，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事后和同学交流时才意识到那是冒犯。”
即便意识到问题，学生也常因语言能力不足而不敢当场表达不满。
除了语言，还有更现实的担忧。
部分学生担心与学校教职工发生冲突可能影响学业成绩，进而牵连学生签证。
丘博士称：“这更多是一种权利不平等的考虑。”
沉默背后 是对申诉机制的信任不足
研究发现，遭遇歧视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很少有人通过正式渠道举报，原因包括信息不足、程序复杂和对结果的怀疑。
丘博士表示：“很多学生并不知道学校有正式的申诉渠道。即使知道，要找到正确的举报链接也需要花费精力，而部分学生在情绪上也会怀疑申诉结果是否有效。”
与其研究结果相呼应，曾参与丘博士调研的华人留学生Ying（化名）在接受SBS普通话采访时分享了她的亲身经历。
Ying在2015年来到墨尔本求学，先读预科，之后进入本科阶段的人文专业学习。
她回忆说，相比预科班上大多是国际生的氛围，本科课堂的比例截然不同——在15人的小组课中，中国或亚洲学生常常只有三到五人，其余多是本地白人学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逐渐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分界线”。
“走进教室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看到座位区分——白人同学通常会坐在一起，而亚洲学生也会坐在自己的一块。很少有白人同学会主动坐到亚洲学生旁边，除非实在没有座位了，”她说。
这种“自动分区”的现象，在她看来是一种日常化的“微侵害”（microaggression）。
有一次，她因为“文化语境不同”，与一位同学产生了一些“矛盾与误会”，但该同学却背着她与其他同学抱怨，让她既尴尬又受伤。
她曾尝试过向导师反映、向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求助，但都没有解决她的问题。
她曾想过向校方举报，但最终还是作罢。
她说：“对方一上来就说整个过程会非常漫长。当一个学生遭遇非常脆弱的状况来寻求帮助，得到的来自系统的专业人员跟她讲帮助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失望。”
Ying坦言，长时间的压抑让她的学习体验大打折扣。 Source: Getty / Kseniya Ovchinnikova
“在某些特定时间里，我对墨尔本有很强的归属感。但最近我停下来反思后，发现我需要不停强迫自己去迎合这个社会的一些状况，或去妥协。”
“像我这样非常开放跟包容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微侵害’非常盛行的地方，我要不停地鼓起勇气去面对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不可持续、很难坚持下去，”她说。
选择题能否描摹真实种族歧视经历？
随着“Racism@Uni”调查的启动，澳大利亚社会对校园歧视的关注达到新一轮高点。
该项目的最终报告预计将在2026年发布，或将为政策制定和校园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然而，研究者与留学生普遍认为，仅靠一次调查并不足以改变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社会学家、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付俊博士（Dr Eric Fu）指出，自己收到了人权委员会的匿名调查问卷邮件，但在他看来，问题多集中在“是否因种族而被区别对待”，以及请受访者对一些相关表述按照同意程度打分。
社会学家、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付俊博士。 Source: Supplied
他指出：“有时候种族歧视和其他社会不平等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性别、语言、知识水平等，因此并不容易界定哪些情况就是单纯的种族差异带来的。”
同样参与了人权委员会问卷调查的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高级讲师王洋博士则表示，问卷内容让他感到“并不出乎意料”，依然是围绕“是否遭遇歧视”“是否举报”“对相关表述的同意程度”等熟悉的问题，形式与以往各类校园调查并无明显差异。
在他看来，问卷最大的局限在于其量化方式。
“很多题目我并不知道该选‘同意’（agree）还是‘非常同意’（strongly agree），就随便点了一个。”
这种以刻度衡量的方式，在他眼中显得过于机械，难以捕捉到个人体验中的细微差别。
他强调，种歧经历涉及情感和隐私，很难用数字来量化，而问卷里留给受访者自由表达的空间非常有限，除了最后一栏“补充意见”外，大部分题目都只有选择题。
他还提到语言问题：调查仅有英文版本，而这可能让部分国际学生难以充分表达。
“这类问题牵涉个人经历和情感，如果没有母语的表达环境，很多学生可能就选择放弃参与，或者回答时无法完整呈现感受。”
“这并不是英文水平的问题，而是跨文化背景下，表达方式本身就很受限制。”
不过，他也指出，全国性调研在覆盖面上具有一定意义。
与以往局部性调查相比，这类项目至少能在更大范围内收集到不同群体的声音。
但在现有设计下，回应内容的代表性和深度仍可能受限。
对于人权委员会的大规模调研，受访的华人学者有什么期待呢？
王洋博士建议，未来类似调查若能增加多语言版本、减少过度依赖选择题，并在问题设置上更清晰界定范围，可能会获得更贴近实际的回应。
他认为，方法上的改进，比单纯扩大样本数量更能提升研究价值。
丘博士则指出：“我看了一下它的中期报告，我觉得这个调查非常全面，涉及到了澳洲整个多族裔群体；其次就是调查当中不只邀请了学生，还有教职工的加入，可以从一个更全面、多角度的方向去了解在澳洲高校当中的事件。因为有时候受害者不仅是学生，也可能是老师；同时施暴者也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老师。”
“但我觉得这个调查把留学生统称为‘留学生群体’，没有关注到留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那像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案例分析，重点是在墨尔本的华人留学生，可以对‘Racism@Uni’做一个补充的。”
对于像Ying这样的留学生而言，真正的期待也许并不复杂。
我想要做我自己。墨尔本华人留学生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