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正式提出「數碼謹慎責任」( Digital Duty of Care) 展開公眾諮詢，預計之後再把法案提交國會。政府形容「我的動態消息我作主」草案 (My Feed, My Way) 是讓澳洲人重新掌握自己的消息動態，包括要求數碼服務平台採取最低安全標準，藉此降低網絡傷害；但有學者指出，政府應該有更長遠的策略，提升公眾的數碼素養，讓用戶具備辨識及處理網上資訊的能力。
用戶可選擇是否接受演算法推薦
聯邦政府提出的最新方案，要求社交平台讓用戶選擇自己的預設資訊流，包括接受個人化推薦，或主要查看自己追蹤的朋友及創作者所發布的內容。平台亦需要採取合理措施降低可預見的網絡傷害，違規最高可面臨超過1億元罰款。
墨爾本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王洋（Wilfred Yang Wang）接受 SBS 廣東話訪問時表示，演算法已經成為數碼媒體生態的基本運作邏輯。用戶每天在 Instagram、TikTok、Google、小紅書等平台看到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平台根據其語言、位置、搜尋及觀看紀錄、關注內容及點讚行為等資料篩選後的結果。
他認為，數碼謹慎責任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幾種不同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保障用戶免受有害內容影響，另一方面又要保留成年人自行選擇資訊的權利，同時不能忽略平台的商業利益及言論自由。
用戶即使不再接受演算法推薦，他相信仍然可以自行搜尋相關資訊、追蹤特定帳戶，或者加入特定網上社群。
如果用戶關掉個人化推薦，資訊流可能不再根據過往觀看及點讚紀錄不斷推送相似內容，但用戶同時亦可能需要自行搜尋及篩選更多資訊。
澳洲難以直接複製美國、歐盟或中國模式
全球網絡監管方面，王洋認為澳洲難以直接複製美國、歐盟或中國的模式。
「因為澳洲的確面對這些全球的科技公司，我們顯得相對無力。」
美國擁有全球多間大型科技企業，相關企業的總部、資本及主要管理層都在當地，政府因此有較直接的監管及談判渠道。
歐盟則依靠龐大的單一市場建立監管力量，即使科技企業總部不在歐洲，也可能因為違反規定而面對龐大的市場及經濟代價。
「歐盟代表了一個由很多國家組成的單一市場，所以市場佔有率非常大。基本上可以說，如果這家科技公司得罪了歐盟，或者受到歐盟的制裁，就可能因而失去了全球大約 1/4 到 1/5 的市場佔比。」
至於中國，由於依靠強勢的政府權力、內容審查及網絡防火牆，建立另一套治理模式。
王洋認為，三種模式背後都有各自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條件，澳洲不能採用，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符合本身人口規模、政治制度及市場力量的監管方式。
建立數據中心或成澳洲的「籌碼」？
王洋提到，澳洲政府考慮收購數據中心，可能與更廣泛的數碼管治能力有關。
他認為，如果澳洲掌握更多數據及數碼基礎設施，理論上可能在日後與大型科技企業談判時，可以取得更多籌碼。
不過又強調，擁有相關資產，與能否真正影響跨國科技企業之間，仍然存在很大距離。
目前，澳洲人口及市場規模始終有限，因此如何把本地監管要求，轉化成大型科技公司願意遵守的規則，將會是政策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被困「資訊泡泡」
王洋認為，演算法持續根據用戶過往的觀看、搜尋及互動紀錄推薦相似內容，可能令用戶逐漸被困在自己的「資訊泡泡」內，接觸不同觀點的機會亦隨之減少。
他說，即使兩個人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兩人每天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的新聞及資訊，都可能截然不同，這種高度個人化的資訊環境，可能影響用戶理解社會事件、公共議題及政策變化的方式。
王洋形容，取消個人化推薦後，用戶的使用體驗某程度上可能回到早期互聯網「資訊大爆炸」的狀態，資訊來源或會更加多元，但同時亦更加龐大和複雜，用戶需要自行搜尋、篩選及判斷哪些資訊值得信賴。
草案可能對大型科技平台的商業模式造成影響。Instagram、Facebook 及 TikTok 等平台，高度依賴個人化內容推薦來增加用戶停留時間，而個人化推薦亦與廣告投放密切相關。
如果平台不能以目前的方式自動分析用戶行為及推薦內容，就需要尋找其他方式維持廣告收入。
他認為，「演算法不是廣告本身，而是令廣告可以大規模、自動化及個人化的工具。」因此，真正受到挑戰的，可能是平台如何利用數據及演算法，提高廣告的針對性，而不是廣告模式本身。
當平台利用用戶過往行為預測他們可能對甚麼內容感興趣時，新聞、政治、社會議題及公共政策同樣會被納入這個推薦系統。
反對草議內容憂成審查手段
反對黨擔心政府界定及規管有害內容，可能演變成審查，主要憂慮在於通訊部長威爾斯 (Anika Wells)對有害內容定義及解釋擁有多大權力。
王洋解釋，草案列出部分有害內容種類，但這些種類可能隨時代變化而需要增加或重新定義。
若要增加新類別或重新定義現有類別，預計需要經過立法程序，包括至少一次國會辯論，部長較多只是提出方案，而不是直接完成立法。
草案設計了政府、國會及澳洲網絡安全專員（e-commissioner）之間的制衡，降低任何一屆政府或部長過度擴張權力的風險。他特別提到，部長提出新的定義或釋法時，也需要取得澳洲網絡安全專員的支持。
法律之外建立數碼素養可能更重要
王洋相信不能把法律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他指出，有害資訊並不是演算法出現後才存在。色情、暴力、自殺相關資訊及極端思想等內容，即使沒有推薦系統，仍然可能存在於互聯網。
演算法真正改變的，是內容傳播的速度、規模，以及平台主動把內容送到用戶面前的能力。
即使法律要求平台降低相關風險，政府仍需要處理一個更長遠的問題：用戶本身是否有能力辨識有害資訊，以及在面對網絡風險時知道如何尋求協助。
應對數碼媒體帶來的風險，王洋認為重點未必只是科技本身，而是提升公眾的數碼素養，讓用戶具備辨識及處理網上資訊的能力。
近年已有不少教育學者提出，數碼媒體相關教育至今仍未充分納入中小學課程，這方面本身值得政府及教育界重新檢視。
如果兒童從小建立對數碼媒體的基本認識，日後可以隨着科技、時代及社會變化，逐步適應新的網絡環境及面對新的挑戰。
他更指出，政府不應每當出現一項新科技或新問題，便立即考慮立法禁止，或以懲罰相關企業作為主要應對方式，而應該建立長遠的數碼素養及教育框架，讓下一代具備持續應對科技變化的能力，可能是更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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