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大陆的直播行业迅猛发展，根据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12012亿元（约合2612亿澳元），预计到2025年规模将达到21373亿元（约合4647亿澳元）。
但是，中国国家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于周四报道了直播行业的乱象，并着重强调了对主播打赏行为的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目光着眼于中国的电子订阅杂志《中国主义》（Sinocism）的编辑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认为此类报道“往往预示着对该行业打击的到来”。
在这篇报道之前，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行新政，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这一被称为“双减”的政策导致中国整个教培行业“戛然而止”。
毕晓普在周五的《中国主义》电子期刊中提出疑问，《焦点访谈》周四的报道是否意味着直播行业会经历类似的打击。
根据央视网的报道，中国河南省一名23岁的村民黄平（化名）将用于赔偿父亲在工地死亡的145万（约合31万澳元）赔偿金全部用于打赏网络直播主播。
报道还称，北京一间服装公司出纳挪用2000多万（434万澳元）公司公款用于打赏主播。
报道中表示，用户打赏无可厚非，但是高额的打赏金是由于用户被“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吸引，是平台和主播的“诱导”、“迷惑”的“套路”。
报道还提到了直播中的“打PK”的方式吸引用户打赏。“打PK”是直播平台上几位风格接近的主播在约定时间内进行比赛，看谁的粉丝礼物刷得多。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焦点访谈》节目：“大主播打PK的时候一般人都受不了。为什么呢？第一，会有所谓打引号的战曲，战曲一响大家很冲动；第二，他会之前先给大家洗脑，我们是家人，是凝聚力。有少钱上少钱，没有少钱你就点赞就行了，大家凝聚起来去打对方。”
报道认为，“日常生活中不顺利、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容易在网络中的竞争胜利获得满足感从而“入套”。
而直播间“就像吸血机一样榨取年轻人的时间和金钱，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报道中写道。
报道认为，中国监管部门已经出台的相关行业监管文件并未解决该行业存在的“问题”，而这一行业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行为。
中国国家网信办等七部委在2021年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分意见指出网络直播打赏平台“主体责任缺失、主播良莠不齐、打赏行为失范等问题多发频发”，要求平台规范秩序。2022年5月，中国中央文明办又出台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
但是提出提出这些规范并不足够，“要真正杜绝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除了提高家长监管意识和能力以外，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网络直播的乱象治起，”央视网的文章中写道，“专家认为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要求，像打赏这样的民事行为也应该遵守“公序良俗”的约束，平台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这样一个巨大的从业市场，如何更好地规范，保证其良性发展，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网上没有法外之地，希望通过有效治理，让直播间早日实现风清气正，”央视网的文章的最后表示。
毕晓普认为，这篇报道“明确指出，早期为更好地监管这一行业所做的努力并不那么有效”。他对此发出疑问称：“也许对再次打击造成更多青年失业的担忧可能会软化这种打击？”
根据央视网的报道，中国的“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已有超1.5亿网络直播账号、超10亿内容创作者账号、近2000亿元市场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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