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撤回或冻结高等教育拨款 澳洲高校或陷研究经费“完美风暴”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RANKING

A student sits next to the quadrangle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n Sydney on Thursday, Sept. 22, 2016.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perform strongly on a global level, with eight universities among the top 200 and 35 of its 43 universities make the list, all within the top 800, but the latest rankings offer a warning about the rise of Asian institutions. (AAP Image/Paul Miller) NO ARCHIVING Credit: PAUL MILLER/AAPIMAGE

随着美国撤回或冻结高等教育拨款,加之政府和企业投资双双下滑,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正面临风险。有关方面呼吁拓宽资金来源,减少对国际学生学费的依赖。点击音频,收听完整报道。


澳大利亚高校正就一场席卷科研预算的“完美风暴”拉响警报。

维姬·汤姆森(Vicki Thomson)是“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的首席执行官,该联盟成员均为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她表示:“这种状况无法持续下去,否则我们就会被远远甩在后头。”

汤姆森指出,多个负面因素叠加,使得澳大利亚来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政府投资在减少,企业投资也在减少,而大学的研究投入则严重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但这远远不够——再加上美国当前的局势,这些因素几乎构成了一场完美风暴。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科研合作伙伴。”

特朗普政府已对包括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常春藤盟校发起攻击,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科研预算。澳大利亚的研究项目也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被认为过于强调多元、公平、包容或气候科学的项目。

汤姆森表示,尽管很难统计具体损失,但根据初步估算,澳大利亚目前已损失三至四亿澳元的资助。

经济学家理查德·霍尔登教授(Professor Richard Holden)警告,这种不确定性将加剧科研资金的长期下滑:

“残酷的现实是,过去15年来,这种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了科研资金的减少。按人均生产总值计算,澳大利亚在陆克文担任总理期间的研发支出,比2023年高出三分之一。在这15年中,企业投资在下滑,政府投资也在下降。唯一持续增长的,是大学的研发支出,而这种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
霍尔登教授指出,澳大利亚对国际学生收入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上瘾”的地步。然而,在本届大选期间,主要政党均承诺将限制国际学生人数。

尽管如此,霍尔登教授指出,用国际学生学费来交叉补贴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策略:

“在当下这个充满全球不确定性和动荡的时代,这种做法带来了重大的战略风险。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藏在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繁荣之下。国际学生的学费支付了我们大部分的研究基础设施——包括楼宇、电力、科研设备以及一整套支持科学研究的管理成本,而这些研究往往只得到了政府的部分资助。”

霍尔登教授强调,保障科研主权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诺贝尔奖得主、天文学家布莱恩·施密特教授(Professor Brian Schmidt)对此表示认同:“我环顾四周,真的感到害怕。”

施密特教授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他指出,科研对国防的贡献不容忽视:

“2025年,我们正在见证俄乌战争中冲突的迅速演变。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未来爆发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小型自动化设备、高超音速导弹、网络战等新兴技术都将发挥关键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科研能力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施密特教授指出,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都在削减科研投入,但中国却在大幅增加科研支出,他将这种差距称为“令人警醒的现实”。他强调,科研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而制定前瞻性规划至关重要:

“因为一旦冲突爆发,你所能依靠的只有现有的资源。不可能临时制造出研究成果或科研人才,这些都需要几十年的积累。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但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风险不存在。”

汤姆森表示,高校已经充分意识到,研究资金的现实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她指出,美国国内的资金削减也是一项重大威胁:

“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国的一些大型资助机构——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它们不仅资助美国本土的研究,也支持与美国合作的国际项目。如今,它们的预算被削减了多达50%。一旦它们削减开支,势必会对澳大利亚的研究造成连锁反应。”

医疗健康也是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领域。汤姆森指出,墨尔本的mRNA疫苗设施就有部分资金来自当前面临削减的美国机构:

“如果这类重大研究合作开始被波及,那我们真的就麻烦大了。还有一个关键点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所有专业知识不可能只集中在澳大利亚。研究的本质就是要与最优秀的团队合作——不管他们在澳洲其他大学,还是在全球其他高校。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和复杂。”
除了呼吁政府与私营企业加大投资,她还希望拓展与美国以外市场的合作机会:

“我们正在与政府密切合作,探索还有哪些大型资金池可以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这是全球最大的研究基金,总额高达950亿欧元。我们有机会,而且多年一直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争取更多资助。”

尽管高校普遍忧心忡忡,但汤姆森强调,这一轮挑战也蕴藏着机遇。霍尔登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随着美国逐渐淡出全球领导地位,澳大利亚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有机会挺身而出。许多美国顶尖的研究人员可能正在考虑将他们的实验室、家庭,甚至整个人生搬到海外。如果我们能够果断行动,澳大利亚可以像欧洲一样,甚至变得更具吸引力。”

他指出,在这个被新技术和地缘政治巨变所重塑的世界里,投资科研将带来巨大回报。虽然澳大利亚的未来尚不明朗,但霍尔登教授表示,一切尚未定局:
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抓住这场技术革命的契机,也可能坐失良机。我们可以勇敢迎接挑战,也可能错过重要机会。我们可以捍卫科研主权,也可能将其拱手让人。我希望我们选择前者。
经济学家理查德·霍尔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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