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当80%燃料依赖进口 澳大利亚如何应对能源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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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吉朗炼油厂的一场火灾,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公众对于澳大利亚燃料供应安全的关注。尽管专家认为,这起事故本身更可能是一次偶发事件,但在一个约八成至九成成品油依赖进口的国家,这样的突发状况,仍然放大了人们对能源体系稳定性的担忧。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炼油能力在过去几十年大幅缩减?高度依赖进口,究竟意味着多大的风险?而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又将承担怎样的成本?收听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及可持续发展教授施训鹏(Roc Shi)的观点。 Source: AAP, Supplied / AAP Image/Jay Kogler

维多利亚州吉朗炼油厂的一场火灾,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公众对于澳大利亚燃料供应安全的关注。尽管专家认为,这起事故本身更可能是一次偶发事件,但在一个约八成至九成成品油依赖进口的国家,这样的突发状况,仍然放大了人们对能源体系稳定性的担忧。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炼油能力在过去几十年大幅缩减?高度依赖进口,究竟意味着多大的风险?而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又将承担怎样的成本?点击 ▶ 收听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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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5日,维多利亚州吉朗(Geelong)炼油厂发生火灾。

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一突发事件迅速引发公众对于澳大利亚燃料供应安全的广泛关注。

尽管事故本身尚未被认定为系统性问题的直接体现,但在一个高度依赖进口成品油的国家,这类事件往往会被赋予更深层的解读空间。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偶发事件,”悉尼科技大学(UTS)澳中关系研究所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及可持续发展教授施训鹏(Roc Sh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它和当前燃油供应紧张局面之间,应该没有直接联系。”

然而,这场火灾仍在某种程度上,将澳大利亚长期存在却并不常被讨论的能源结构问题,再次推至公众视野。

炼油能力消失 高度依赖进口 是否意味着风险?

二十多年前,澳大利亚境内曾拥有约八家炼油厂,如今仅剩两家仍在运营。

施训鹏教授指出,这一转变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

首先是本土原油产量的大幅下降。

“与二十多年前相比,本土原油产量可能下降了约90%,”他说,并指出这意味着澳大利亚逐渐失去了支撑本土炼油产业的资源基础。

其次是炼油行业本身的规模经济特性。

炼油属于重资产产业,对规模和成本高度敏感。

“规模越大,经济性越强,而亚洲新建的大型炼化一体化装置,在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一个现实选择:是进口原油在本地炼制,还是直接进口成品油。

“既然本土原油不足,而进口成品油更具成本优势,那么炼油产业向海外转移,其实是一个‘理性和经济的结果’。”

换言之,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流失”,而是全球能源分工深化的体现。

目前,澳大利亚约80%至90%的成品油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亚洲炼油中心,如新加坡和韩国。

这种依赖在平稳时期意味着效率,但在动荡时期则可能转化为风险。

在施教授看来,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市场已经处于接近“极端情景”的状态。

我们现在经历的,其实已经接近风险的极致情景。

他说:“不是单一国家限制,而是全球原油供应受到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再是“是否中断”,而是“中断持续多久”。

短期冲击可以通过战略储备缓冲,但如果供应中断持续超过三个月,大多数国家的储备都将耗尽。

他警告称:“那个时候,局面才会真正变得严峻。”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市场,澳大利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也有限。

“本质上这是一个经济行为,”施训鹏指出,“供应优先级取决于合同和价格,而不是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的决策。”

即便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争取“优先供应”,空间也相对有限,因为主要炼油资产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种结构意味着一个现实——成本最终将被转嫁。

“最终我们是要买单的,”他说,“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分担一部分,比如降低燃油税,但我们基本是被动的买单方。”

从“用油”到“去油”:能源安全的另一种路径

在全球能源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是否存在一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风险的路径?

施训鹏教授将答案指向“能源转型”,尤其是交通领域的电气化。

在讨论长期路径时,施训鹏教授从其长期研究的国际经验出发,提供了一个对照视角。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持续推动“去石油化”,其中最关键的举措并非简单替代,而是系统性的结构调整。

“交通电气化是核心,”他说,“现在中国每两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相比之下,根据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电动车渗透率仍约为10%至15%。

施教授指出,电动车的意义不仅在于减排,更在于改变能源依赖结构。

“电动车一旦投入使用,就基本与石油价格脱钩,”他解释称,与需要持续补充燃料的化石能源不同,电动车及其电池属于一次性投入,其对供应链的依赖是“材料型”的,而非持续性的。

“这种依赖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每周都需要补充燃料。”

澳大利亚拥有充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尤其是太阳能。

如果能够实现电力与交通的耦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

“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加电动车,我们有机会把自己从国际市场的动荡中解脱出来。”

然而,从计划到现实,仍存在诸多约束,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础设施瓶颈。

充电桩网络的不足,已经在假期出行高峰中显现。

“复活节期间,有人反映充电需要排很长时间队,”施训鹏教授提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用户体验。”

其次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直接干预能力有限,但其政策信号仍至关重要。

“投资者最看重的是政府是否有明确的长期战略。”

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明确提出电动车发展目标,例如到2030年的渗透率规划,将有助于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

“越早减少新增燃油车的销售,就越能避免未来被锁定在这种依赖之中,”施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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