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住房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越来越难以负担，专家担忧，澳大利亚的税收制度可能加剧不平等，并且偏向年长群体的受益。
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为退休后收入下降的居民提供经济支持。但过去 30 年，用于政府福利养老金（pension）、老年护理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大幅增加，而针对年轻家庭的支出则相对保持稳定。
有报告指出，慷慨的税收优惠让许多年长者能够积累与其房产和退休公积金（superannuation，下简称退休金）相关的可观财富和收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税收和转移政策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财富不断增长，但税制没有相应调整，反而为年长群体提供了更多支持。
税收优惠的影响可以从年长者的税后收入中看出。该报告指出，在 2013/14 年至 2022/23 年这十年间，60 岁以上群体的税后收入几乎与年轻群体相当；尽管许多 60 岁以上的人已退休或即将退休，而且他们的税前收入远低于年轻群体，但情况依然如此。
年长者的税前收入约为年轻群体的 65%，由于税收优惠，税后收入这一比例升到了 95%。
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员本·菲利普斯（Ben Phillips）也指出，并非所有年长者都很富有，即使有税收优惠，有些人仍然生活拮据。
菲利普斯表示，负扣税、资本利得税和退休金等税收优惠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优惠过于慷慨，尤其在退休公积金方面。
他指出，最大的收益流向那些拥有最多退休金账户和大量房产的人，“我们确实看到这种差距在扩大，年长者正变得越来越富有”。
过去 40 年房价大幅上涨，PropTrack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经通胀调整后，悉尼的房价比1980 年时高出四倍，这让早期购房者获得财富，但许多年轻人却越来越难以进入房市。
菲利普斯认为需要改革税制，收紧那些通常有利于年长群体的慷慨税收优惠。但他强调，这不一定意味着要整体提高税收，可能更多的是重新平衡征税方式。
Rich Insight 的经济师克里斯·理查森（Chris Richardson）指出，澳大利亚对富裕居民在退休支持方面（如退休金税收优惠）比对低收入群体更慷慨。
菲利普斯还指出，在年轻人和中年人当中，经济压力往往最大。
根据去年12月发布的最新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65岁及以上的人群报告的财务压力比例最低，2023年只有6%的人表示感到压力，相比之下，较年轻群体的这一比例为 14%。
菲利普斯表示，年满 60 岁，并不意味着就突然有权免缴税款（除了购物时的GST）。他认为这种安排不公平，会给年轻家庭带来过重负担。
专家提出警告，人口老龄化还带来挑战。
根据2010年联邦政府委托进行的亨利税收审查报告，到 2050 年，每位 65 岁及以上人士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能仅为 2.7 人，而 2009 年为 5 人，1969 年则为 7.5 人。
菲利普斯表示，由于老年护理和福利养老金的成本上升，澳大利亚可能将不得不提高税收来支持老龄化人口。
如果如此，他认为更公平的做法是减少退休公积金的税收优惠，而不是从纳税人身上获取更多的税款。
菲利普斯表示，退休金优惠政策将是最重要的调整领域。澳大利亚人退休后，仍然可以在退休金账户中拥有高达 200 万澳元，并且无需为账户产生的收入缴纳任何税款。
理查森表示支持亨利税收审查报告的一条建议——修改退休金规则，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同等折扣。
此前一些退休金基金提出实施这项措施管理复杂，但理查森表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技术已经改进。
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承认，“税收制度和住房方面存在代际问题”。
去年，参议院成立了调查小组，调查资本利得税折扣的运作，该报告提交期限为3月17日。
对于住房，查默斯表示，政府尝试采取多项措施来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如建造更多住房，以及首次购房者 5%首付计划。
但他承认，预算案中还有其他方案正在考虑，预算案将于 5 月份公布。
去年，政府还提出立法，将超过 300 万澳元的退休金基金的收益税率提高一倍，达到 30%，但参议院没有通过。
专家们承认，改革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并不能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但可能会减缓房价上涨。
理查森表示，正在讨论中的资本利得税改革，有可能会使房价下降 1.5% 至 2%。他说，住房负担能力是一个复杂问题，这将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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