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在澳大利亚的公路上，一支特别的骑行队伍正在前进。他们不是旅行者，也不是普通的机车爱好者，而是十几位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兽医，以及一位澳大利亚的动物医学专家。
他们骑着摩托，穿越2700公里，从布里斯班一路向南，经过海岸、山路与荒野，并与各种野生动物邂逅。
一场“叛逆”的骑行实验
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吴子峻来自广州，他是动物外科医生与异宠专家。他把这次旅程视为一次“跨界实验”。
他表示，选择澳大利亚，是因为这里“对动物友好，（动物医学）教育、技术水平高”，能够在体验自然风貌的同时，感受一个更成熟、规范的动物救助与临床实践环境。
这个团队里，有做神经外科的兽医，有中医背景的医生，也有来自不同城市的动物医院负责人。
而与很多人印象中的兽医们不同，他们做的是一件“叛逆”的事——骑着摩托车，整条路线从布里斯班出发，最终抵达墨尔本，全程超过2700公里。
这支队伍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骑行本身，更在于他们的身份——兽医与救援者。
随队的湖南兽医刘梦，同时也是当地蓝天救援队成员。他的医疗包里既有人用急救用品，也有动物急救工具。
伤口处理的、包扎的、消毒的，还有抗菌的，再加上我自己配的银针。这些其实是通用的。刘梦
与野生动物共路
在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不是风景，而是道路参与者。
吴子峻在途中观察到，高速公路旁频繁出现动物遗骸。
偶尔有死掉的袋鼠……一公里可能就会遇到一两个（动物遗骸），有狐狸的，也有很小的（动物的），只剩一层毛。吴子峻
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澳大利亚为动物建立的复杂保护系统：高速公路下的生态通道、连接森林的桥梁结构，以及防止袋鼠误入道路的高围栏系统。
“那个结构是让一些树栖小动物通过的，”他补充说。
这些设计让他第一次直观理解到，一个国家如何在基础设施层面与野生动物共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零风险。
团队在骑行中采取严格安全策略：始终使用对讲系统、车速控制在较低水平、尽量靠左行驶，并避免夜间骑行。
“我们都会比别人稍微慢一点，而且尽可能不超车。”吴子峻说，“有一天600公里，我们开了11个半小时。”
对救助体系的思考
在骑行过程中为救助动物，是兽医骑士们在中国骑行时的举手之劳。
来自四川的毛毅医生靠近藏区，他既参与过熊猫、雪豹等动物的援助和救助，也会在骑行途中帮助牧民的牛羊疗伤。
而对来自新疆喀什的兽医姬鹏理来说，这次澳大利亚之行让他重新审视了不同地区的救助体系。
在中国西部，他长期处理猛禽救助，每年仅红隼等物种就有大量幼鸟因跌落巢穴而需要救治。
2025年我们救助了1300多只野生动物。姬鹏理
而在一次跨越600公里的金雕救助中，他经历了泥石流、长途夜行与多方协作，最终将受伤猛禽成功救回并放飞。
“我们做的是类似人类骨折内固定的手术，里面有钢板和克氏针，”他说。
但由于条件限制，这只被救助的金雕只能被安置在其他动物笼位的底层，并由医护人员提供基础照料。
在观察澳大利亚的救助体系后，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救助体系更为精细化，包括建立救助栖息地、动物的长期康复与追踪管理。
澳洲救助野生动物的规定
在这次旅程中，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救助？
对于这支由中国兽医组成的团队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凭借长期的临床经验与动物急救能力，在旅途中看到受伤动物时“出手相助”，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在澳大利亚，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团队中的澳大利亚成员澳大利亚前兽医协会主席、悉尼大学兽医学学术导师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 AM）给出了一个更为审慎的答案。
他强调，并不是“是否应该救”，而是“如何正确地救”。
“第一原则是安全，首先要确保动物不会受到进一步伤害，同时也要确保你自己不会受伤。”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动物小心移至箱子或笼中，甚至用布料临时包裹，但随后必须尽快交由专业机构处理，例如 Wires 野生动物救援组织。”
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让自己受伤，也不要伤害动物。罗伯特·约翰逊
对于蝙蝠等潜在携带疾病的动物，他强调，最好的做法就是观察，不要触碰，“因为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疾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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