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近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作品的公开放映与书展，他的许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包括2009年处女作纪录片《天降》，到入围了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大路朝天》，再到去年出版的最新非虚构作品《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
这条路，张赞波走了十余年。
他经历过卧底、被禁、孤立与流亡边缘，但依然坚持拍摄与书写。
在来到澳大利亚后，面对漂泊中的中文使用者，张赞波谈及“离散”这个话题。
“离散是文学史、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母题，人类在不同的空间和文化里不断流动，最早能够回溯到古希腊神话里的迁徙，我曾经在2016年给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纪录片做过摄影师，我在希腊和马其顿国的边界被拦截住了，当时边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难民营，有两万多人，我在那儿拍摄了3个月。”
几乎每一次拍摄，都有牵引他心弦的瞬间，例如纪录片《大路朝天》中征收湖南湘西境内一棵古树的那一次。
当地人崇拜土地神，在一棵上百年的古樟树下建有一座土地庙，由于高速公路要修建，它们不得不被征收。
“高速公路的利益相关方就是做绿化工作的一个人，他借着这个机会，就想把那棵树免费拿走，也没有跟树的主人打招呼，就直接带着人过来挖，挖了3天，最后把那个树肢解一样，只剩下一个大树兜，然后用吊机、挖土机、各种器械把它搬走。”
那个人真的是想借着国家主义的名头，侵犯这个农民的私有财产。他说，‘你这个人都是共产党的，你还说一棵树不是共产党的？’- 纪录片导演 张赞波
纪录片《大路朝天》。 Credit: supplied
类似具有情感冲击力的时刻，贯穿在张赞波田野调查的每一次。
“还有很多阻拦我拍摄，打我的摄像机的，追着我跑的，甚至还有些把我带到派出所去，我在派出所也被扣过好几个小时……这种在我这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中基本上如影相随，这可能也是独立纪录片的一个境遇的反应。”
近些年，随着作品无一不被封禁，以及遭遇网络暴力，张赞波坦言自己状态一度很差。
我确实是会产生了这种所谓的PTSD……有一阵子是非常的回避，甚至都不想去见人，就甚至去买菜，我都不愿意去买菜，然后收个快递都不愿意收……因为只要跟人一接触的，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纪录片导演 张赞波
纪录片《大路朝天》片段。 Credit: supplied
“在很无力的时候，每每能从大自然中间找到力量，在那种不想去接触人类社会的时候，我就会转向去接触这个大自然……我会去爬山，我会去一些自然的空间里，马上又会获得一个力量。”张赞波分享道。
同时，艺术作品──别人的电影、书籍──也成为他重要的疗愈资源：“我会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看电影，这两个东西一直是帮助我疗愈的。”这是一种“内向化”的能量补给，也是创作人面对世界伤痕时的现实策略。
现实的高压并没有完全关上张赞波的创作之门，但它改变了内容获取与呈现方式。
他坦言，现今已不可能像早年那样大规模动员、正式布置镜头与团队，而是更多地把生活本身作为田野：“我更多的是用了一种跟我的生活结合更紧密的方式……有时候用一个很小的机器，或者手机随手拍。不会像以前那样，完全觉得要做一个电影作品。”
如今的张赞波多数是“一个人即一支队伍”，以更个人化、更灵活的方式继续采集世界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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