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10月2日，墨尔本华裔女性Wan Lai在市中心上班途中遭人持刀袭击；
- 家属表示受害者精神创伤严重，并呼吁审查相关无家可归安置项目周边安全；
- 专家呼吁勿以个案污名无家可归者，并强调应加大社会住房与支持服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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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36岁华裔女性Wan Lai在墨尔本市中心上班途中遭人持刀袭击，胸部中刀受伤。
维州警方确认，一名32岁女子已被起诉，目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受害人经手术治疗后情况稳定，已于近日出院。
案件发生在市中心繁忙地段，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对城市公共安全与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周边治安问题的广泛讨论。
家属：受害者仍需持续心理辅导
据了解，袭击案发生地点距离受害者当时居住的公寓仅数十米。
受害者当天早晨出门上班，没走多远便在公寓附近遭遇袭击。
事发后，公寓管理处向全体住户发送邮件，通报称袭击者来自邻近的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Make Room”，提醒住户在外出时提高警惕，并称警方已介入调查。
Wan Lai的家属随后致信警方，询问相关说法是否属实。
Wan的姐姐Ivana表示，警方回复确认，嫌疑人确实曾居住于Make Room项目提供的过渡性住房中。
Ivana在接受SBS采访时说，事件发生后，家人除了震惊与恐惧，更感到求助过程漫长、信息不透明。
她还补充道，虽然妹妹已出院回家休养，但精神创伤仍然严重。
“她现在一出门就会害怕，看见陌生人靠近就会闪避。医生建议她暂时不要独处，需要持续心理辅导。”
墨尔本市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是最早到医院探望受害者的公职人员之一。她在接受SBS普通话采访时表示，得知事件后“整晚都难以安睡”，并在次日亲自前往医院了解情况。
“当我看到她时，她还在病床上虚弱地说话，我真的很心疼，”廖婵娥说，“一名普通市民，只是出门走了两百米，就遭遇这种无端的暴力，这是任何人都不该承受的。”
Ivana表示，家属在多次致信市政府、警方及住房部门后，才在媒体报道发布后得到较高层级的正式回应。
“案发第二天我才从公寓邮件里面发现，那嫌犯来自于对面的收容所、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会被保释、可能会再回到这个住所，为什么这些资讯，我身为家属都不知道？”
根据Ivana提供的文件，维州住房厅厅长哈丽雅特·辛（Harriet Shing）近日已致信家属，表示将亲自指示其部门与市政府、警方及安置项目运营方合作，审查该项目的服务模式与安全安排。
“各个政府机关，市长、住房厅长在Make Room这栋楼落成的时候，都非常地骄傲，也在发布的视频里说‘会保证住户和附近的居民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很明显，他们没有做到，”受害者姐夫Chia对SBS表示。
政府与运营方回应：“目前已启动安全审查”
根据Make Room运营方、非营利机构Unison Community Housing公开的信息，Make Room项目是由墨尔本市政府与Unison合作运营的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旨在为长期露宿者提供过渡住宿与支持服务。
该项目耗资2490万澳元，其中910万澳元由墨尔本市议会出资，剩余部分由州政府和慈善家承担。
案件发生后，维多利亚州住房厅一位发言人在书面回应SBS普通话垂询时表示：“这起事件令人震惊，我们的心与受害者及其家人同在。”
回应强调，Make Room为长期无家可归者提供包括健康、心理与戒瘾支持在内的综合服务，目前已启动安全审查。
而项目运营方Unison Housing此前则回应SBS表示，机构“无权调查或干预建筑物外的刑事案件”，并表示会继续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维州警方确认，嫌疑人已被起诉并继续还押，案件将于近期再次提堂。
墨尔本市议员廖婵娥证实，她在案发后协助家属与市政府及Make Room项目管理方进行过沟通，并表示议会方面会持续关注事件后续及相关的安全评估工作。
她指出，事件虽发生在街头，但凸显出“公共安全管理的漏洞”。
“当你把五十个无家可归者集中在一栋楼里，风险并不是零。政府必须在照顾弱势群体与保障居民安全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她说。
她还强调，维州政府在治安管理与社会服务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学者：不要让个案成为“群体污名”
针对外界质疑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选址于市中心是否存在安全隐忧，悉尼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妮可·古兰（Nicole Gurran）在接受SBS采访时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一起个案成为对整个无家可归者群体的污名化。”
“研究告诉我们，无家可归者更有可能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她说，“从规划角度看，在中心城区提供无家可归者服务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有更多医疗与交通资源，也有助于他们接触健康、戒瘾等支援服务。”
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AIHW）最新数据，经历无家可归的人群中，有26%自评健康状况“差或很差”，几乎是澳大利亚人平均水平的两倍；死亡中位年龄仅为55岁，而澳大利亚人的死亡中位年龄为82岁。
数据还显示，全澳约有12.2万人在任一夜晚（on any given night）处于无家可归状态，这一数字较2001年的9.5万人显著上升，且其中超过六成集中在各州的首府城市。
古兰教授指出，目前澳大利亚无家可归者服务总体供给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紧急住宿点与支持服务，而且不仅仅在CBD”。
对于“是否在市中心设安置项目会增加治安风险”的质疑，古兰教授认为，“研究证据并不支持这种假设”。
“在光线充足、人流密集的市中心区域，没有证据显示无家可归者安置项目会带来更高的犯罪率。”
她同时提醒，公众对“风险”的担忧往往源于误解或刻板印象：“我们在社会心理层面倾向于把个别事件与居住状态联系起来，但事实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关联。”
如何真正做到安全与关怀并重？
澳大利亚住房与城市研究所（AHURI）的证据评估指出，若缺乏长期稳定住房，“过渡式”项目往往难以实现美国“优先住房（Housing First）”模式——该政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即时永久住房，并辅以全方位支持服务，助其摆脱街头生活——的完整闭环，也容易让服务对象在租期届满后重新陷入不稳定状态。
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月度数据显示，全澳有约1800家无家可归者专业服务机构（SHS）持续提供短期住宿与健康支持，但资源供需长期紧张。
在古兰教授看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澳大利亚长期资金投入不足。
“如果你把我们的住房援助计划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你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差的评价，”她说。
“我们在社会和经济适用房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我们有超过150万户家庭面临住房压力，他们支付的住房费用超过收入的30%。甚至那些从政府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补贴的家庭中，也有50万户仍然面临住房压力。”
她补充道：“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资助社会和经济适用房，并提供足够的收入支持，让人们不会陷入住房压力或无家可归的风险。”
调查继续 重建公众信任仍在路上
廖婵娥呼吁，华人居民应积极参与政府的公众咨询与治安调查，“别低估你一个人的声音”。她特别要求墨尔本市议会确保问卷提供中文版本，以便非英语居民也能表达意见。
“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只有愿意发声，城市才会真正听见我们的声音，”她说。
受害人家属表示，他们理解并支持无家可归者安置的初衷，但希望政府在执行上“能真正做到安全与关怀并重”。
Chia表示：“我们不反对这样的‘福利宅’或是‘公宅’建在这样的闹市区里，我们也相信这样的环境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我们的正常社会。可是你要帮我们筛选好的住户。”
“现在错误由我承担，我付出了我的血、时间和金钱为代价，而没有人愿意为此负责，”Ivana说。
Ivana对SBS表示，家属已十多次通过电子邮件请求“维多利亚州受害者援助计划”（Victims Assistance Program, VAP）提供能说中文的个案经理或专业口译协助，但至今未获回应。
她指出，所有接洽的工作人员及转介的警方、律师都仅使用英语，使赖女士在语言障碍下难以沟通。
家属还表示，所谓“紧急援助”多为事后报销（reimbursement），援助计划个案经理仅能处理小额、有收据的支出，而更大金额的“特别经济援助”（Spe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和“临时补贴”（Interim Payment）需通过律师申请，可能等待数月甚至一年。
目前，案件的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
警方呼吁公众避免传播未经核实的案情信息，并重申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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