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澳洲的华人可能对澳洲文学有所了解。如今，翻译成中文的澳洲文学更不少见。
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军先生主要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那个信息不太发达，甚至政治紧张的年代，为什么会有澳洲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呢？这些作品会经过怎样的筛选？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李建军老师。
李建军老师在采访中表示，他了解到在五六十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数量至少有23本。作品主要出自当时中国政府所认同的“进步作家”，主题主要关注于工人和农民阶层。尽管当时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保护儿童大会后，澳大利亚派出的代表之一的作家Dorothy Hewett受到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了中国。她从维也纳坐火车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北京（Dorothy在其回忆录中也描述了这段经历）。从那以后，定期会有一些澳大利亚民间组织组成访华团访问中国（其中就有对中国很有研究的C. P. FitzGerald），还有一些个人被邀请去中国的。
除了访问中国，在中国做英文校对、小说写作等文化交流之外，澳大利亚作家当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描述中国人和文化相关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激起读者对中国的好感。这样的作品就包括作家Christina Stead的作品Seven Poor Men of Sydney和The Man Who Loved Children（该作品更多的谈到了30年代以及40年代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文化和饮食等积极正面的内容）。
在作品的选择方面，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会彼此借鉴，中国也会借鉴苏联翻译的外文作品，甚至一些译本是来自俄文翻译的外文作品。另外，澳洲作家也会推荐作品。李建军老师说，翻译家赵家璧先生就曾提到过这一点。
50年代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澳洲文学作品是The Diplomat外交官。这部作品时由澳大利亚作家James Aldridge创作，1953年被翻译为中文。这部作品和澳大利亚没有关系，主要和欧洲、二战等有关。李建军老师说，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看到过这本书。书破破烂烂，并且书角都被磨掉了，应该是被很多人看过。
James Aldridge出生于澳大利亚，是一名反战的战地记者，大部分时间在英国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和出版社以及译者有书信联系。在50年代早期，他的5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是很少见的。
李建军老师在研究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在探寻作者以及译者的传记、回忆录和书信材料，力求还原当年的故事。
如今被介绍到中国或翻译成中文的澳洲文学作品主体包括城市生活以及原住民题材等内容，作品类别繁多，获奖作品往往会被翻译成中文。李老师直言，翻译文学作品也是最便捷和经济的一种了解外国文化的方式。
李建军老师说，文化没有优劣，只有不同。文化交流和接触在任何时候都是很有必要的，并且也是最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