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统计局于2025年7月发布的新数据显示，2024年，有47216对配偶离婚，每1000名16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中有2.1人离婚；这低于2023年的2.3；在20年前，2005年，这一数字是3.3。
澳大利亚的离婚率已降至从实行无过错离婚以来的最低点。平均而言，婚姻持续的时间更长。婚姻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从结婚到离婚），从2023年的13.0年增加到2024年的13.2年。
而实际情况更复杂、更微妙。
今天（周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人口学家利兹·艾伦（Liz Allen）在学术文章平台The Conversation 上发表的文章——《澳大利亚离婚率降至50年来最低 为什么？》（Australia’s divorce rate is the lowest it’s been in 50 years. Why?），对离婚率进行分析。
她说：“在经济不稳定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人结婚率和离婚率越来越低，生育的孩子也越来越少。这反映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化。”
1975 年，离婚过错证明要求取消，配偶双方无需说明具体原因，就可以选择一别两宽、各自安好。自此，澳大利亚的离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无过错离婚实施之前的20年里，婚姻解除都是根据法院判决的过错而进行。
现在澳大利亚人离婚年龄中位数是——男性47.1岁，女性44.1岁，这反映出人们结婚年龄更晚，婚姻持续时间更长。
与2019年（新冠大流行开始的前一年）相比，从结婚到分居一般要多持续 8 个多月，从分居到离婚则要多持续近 11 个月。这种增长表明，可能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发生了迅速而急剧的变化。
她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更善于处理感情关系了，相反，由于经济原因，澳大利亚人的婚姻维持时间越来越长。
艾伦写道：“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婚姻并非必须维持终生，这反映出社会对离婚的广泛接受……婚姻仍然是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会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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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发生变化。
最新数据显示，自从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下降和反弹，澳大利亚人的结婚率稳定下来，但平均水平低于疫情之前。现在的结婚率远低于澳大利亚战后婴儿潮时期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选择悖论。
在关系方面，选择普遍增多，但在家庭方面，则受到更多的限制，这里涉及到社会和经济方面。
艾伦表示，许多澳大利亚人无法达到他们想要的家庭规模，因为面临着一些困难。抚养孩子的同时，还要面对住房负担能力、经济不安全、性别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太高了。
文章末尾分析了离婚的成本。与离婚相关的费用可能很高，“便宜的”离婚费用，起价超过一万澳元。
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人们处理婚姻破裂的方式更为多样灵活。
在有孩子的情况下（占离婚家庭的 47%），父母们正在寻找新的方法，尽量减少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比如鸟巢式离婚，指的是孩子们留在原来的家里生活，家长根据照顾安排轮流回家照顾孩子。
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处理方式，在和平分开的情况下效果最好。约70%的涉及子女的离婚和分居是由家长双方自行协商完成的。
还有人选择交往但分开居住的模式，这种情况在养育子女的父母中尤为常见。这对于不想在离婚后让新伴侣搬来同住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艾伦写道：“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和日益加剧的经济不稳定，意味着分居可能根本不是一种选项，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研究显示，房价高企可能会让人们继续维持原本想要离开的婚姻。”
她也指出，分居期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并抚养孩子，越来越多地成为对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当婚姻关系涉及到经济依赖和高度冲突时，这种安排会让家庭陷入潜在的高度不稳定环境中。
文末，她指出，家庭正在发生变化和更为多样化，相关政策必须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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