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越来越多成年人因网络共鸣走上ADHD正式确诊之路；
- 各州正尝试让全科医生开药以缩短等候、降低诊疗门槛；
- 华人等移民群体受语言与文化影响，更易延迟就诊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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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数量不断增加，但诊疗流程复杂、等候时间长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仍让许多人难以及时获得帮助。
近期，新南威尔士州出台政策，尝试让更多经过培训的全科医生（GP）参与诊疗，为患者提供更便利的选择。
然而，这种“下沉式诊疗”模式在澳大利亚许多地区仍待普及。
在墨尔本，全科医生刘清武坦言：“我们没有统一标准，是否接诊取决于医生个人自信程度。”
他所在的诊所每月仅接收1至2例ADHD疑似患者，多数仍需转介至专科。
而西澳华人Ella*作为成年患者，确诊总计花费达1500澳元，其中也经历了全科医生问诊、转诊预约、自填量表等等繁琐的流程。
从“赛博确诊”走向现实诊断
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年轻人自嘲为“赛博确诊”：刷到相关短视频或帖文后，怀疑自己患有ADHD。
在西澳留学工作的年轻华人女性Ella，就是这样走上了从怀疑到正式确诊的过程。
Ella最初是在社交媒体刷到ADHD相关视频后，第一次对照症状产生共鸣。但起初她并未行动，仅是默默关注。
直到后来，她在另一中文社媒小红书上读到更多详细的帖文，才开始怀疑自己有80%的可能是ADHD。
然而，一开始Ella却并没打算就医：“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ADHD……（而且）费用还是蛮高的。”
“赛博确诊”一年，最终让她下决心寻求治疗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接连出现的风险与困扰：做饭忘记关火、工作中频繁失误，甚至影响到人际关系。
一次偶然，她的房东建议她尝试小剂量药物，那一刻，Ella形容自己“一下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这让她更确定需要正式确诊。
澳洲正式诊断流程并不轻松：她花了约1500澳元，随后每月药费约90澳元。
但在确诊与用药后，她明显感到生活更有条理，工作失误明显减少，也有了备考英语的信心。
与此同时，她也不再强求他人的理解。
“没有确诊前我是比较希望男朋友能理解我的，但他一开始觉得我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ADHD的症状，是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但现在我服药后生活状态变好，能够理解自己和同样患有ADHD的人了，所以我不太要求别人能够理解我了。”
Ella感叹，网络讨论让她第一次有了“被理解的感觉”，但她也承认并非人人刷几条视频就一定是ADHD——医生在问诊过程中，也会询问Ella很多小时候的经历，比如学习情况、老师评价等，确诊不能只靠自我感觉。
Portrait of beautiful lady in a boring attitude. Source: Getty / Rafael Elias/Moment RF
等待、成本与面子文化：就诊路上的障碍
如今，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想要拿到ADHD处方药，患者必须先经过精神科或儿科医生正式确诊，并由专科医生首次开药，然后才可能让全科医生（GP）跟进续方。
这一流程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数月等待期，也让不少患者因此止步。
Ella说：“我当初意识到有 ADHD 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段比较痛苦的时候，因为又不能马上去确诊，因为价格比较高，还有就是因为不能服用药物，所以我觉得还是蛮痛苦的。”
维州全科医生刘清武接受SBS普通话采访时分享道，当前体系对GP来说确实有现实障碍。
他说：“ADHD（的诊疗）在维州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医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没有信心接诊ADHD患者。他可能就会把患者转介给专科医生去了。”
刘医生坦言，如果维州也能让感兴趣并接受培训的GP直接诊疗，“肯定能减轻精神科医生负担，也能帮到更多患者” 。
对于华人移民群体，刘医生指出，文化认知差异与“面子文化”往往让患者讳疾忌医.
“有些家庭觉得谈精神类问题不好意思或没面子，就算怀疑孩子有ADHD，也倾向先自己观察，没有咨询意识。”
语言也是一大障碍——移民家长或患者如果英语水平有限，面对一堆英文诊疗材料和漫长的医疗流程，更容易拖延就诊。
他总结道，其实ADHD并不可怕，只要早诊断早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和改善的。
但他也提醒，社交网络上关于ADHD的讨论让一些人出现“自我筛查”甚至“过度担忧”的现象。
“自我筛查有一定帮助……但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导致了）自我担忧，因为网络信息毕竟不是很准确。”
刘医生建议，将网络获得的信息作为提醒，而不是结论，最终仍要交由专业人士评估。
成人ADHD用药率翻倍 政策改革呼声渐高
近年来，各州逐步尝试“下沉式”改革，让经过培训的GP直接参与ADHD的诊断与处方，以应对精神科医生不足、患者排队压力的困境。
新南威尔士州将于今年9月启动第一阶段改革，允许接受专业培训的GP为已确诊患者续方。
而2026年，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让接受额外培训后的GP具备诊断与开药的资质。
昆士兰州早在2017年，就允许部分GP为4至18岁的儿童诊断ADHD并处方药物，但成人仍需专家介入。
西澳州也在加紧改革的步伐，政府表示将资助培训首批65名GP，预计2026年后，这部分医生能直接为10岁及以上的患者诊疗。
此外，南澳州、塔斯马尼亚州和首都领地也提出，将在2025至2026年间开展类似试点。
然而，维多利亚州至今仍保持传统模式，GP必须将患者转诊至精神科或儿科医生确诊后，再跟进续方。
但当地也有医生呼吁借鉴新州第二阶段改革的做法，缓解患者负担。
近年来，澳大利亚成人ADHD的确诊率持续攀升。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AIHW）最新数据显示，2023至24财年全澳ADHD相关处方量达460万次，涵盖约59万名患者，处方率为每千人中有22人使用ADHD药物，是2004至05财年时期的11倍增幅。
此外，成人患者（18岁及以上）人数在2022至23年已接近21万人，首次超越儿童患者数量 。这一趋势反映出越来越多像Ella一样的成年人，在网络信息和生活体验双重印证下，最终走进正式诊断路径。
面对这一迅速增长的成人患者群体，澳大利亚全科医生行业协会（RACGP）与ADHD 专业组织纷纷呼吁，应扩大GP的诊疗权限，设立全国统一的开药标准，并加强对GP持续培训与支持。
全科医生行业协会指出，一体化、可及性强的初级诊疗体系，有助于缓解精神科医生资源短缺、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同时为成年患者提供更及时的帮助。
澳大利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组织（ADHD Australia）也正在推动全国框架的制订，以实现更早诊断、更科学治疗和更公平保障。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此处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