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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后，围绕“青少年会转向哪些平台”的讨论迅速升温。
在一些中文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自称身处澳大利亚的年轻用户，形容自己因禁令而成为“社媒禁令难民”，引发不少华人家长关注。
不过，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更现实的问题并不在于孩子是否会转向某一个具体平台，而在于：当原本熟悉的数字环境受到禁令影响，家长是否真正理解孩子的网络生活，以及家庭内部该如何沟通应对新的变化。
居住在布里斯班的华人家长Fei有两个孩子，年长的儿子即将满15岁。
她告诉SBS普通话，禁令出台后，她确实留意到网络上关于“小红书是否会成为替代平台”的讨论，但她并不急于下结论。
“我现在也只是猜测，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转到中文平台，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变化，”Fei表示。
专家：不只是语言问题 而是代际问题
在许多移民家庭中，本身就天然存在一个双语信息环境——家长使用母语为主的社交平台，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孩子却主要在英文的平台上。
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杨凡（Fan Yang）博士指出，将这一现象简单理解为“跨文化或语言转向”，可能会忽略更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代际问题。
“不同年龄层，本来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媒介生态中，”她说。
她的研究显示，在澳大利亚华人群体中，成年一代与年轻一代长期生活在几乎不重叠的数字生态中。
“在我的研究里，大约70%的受访成年人会把微信作为主要信息来源，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小红书，”她说，“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会通过YouTube的中文频道获取政治评论或生活类内容。”
相比之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逻辑更多围绕其同龄社交网络展开，平台选择集中在Instagram、Snapchat等英文社交媒体。
这种“双轨数字环境”长期存在于移民家庭内部，却往往并未被明确意识到。
禁令出台后，这种结构是否会被打破，仍是未知数——目前尚未看到大量澳大利亚青少年转向中文平台的明确证据。
杨博士进一步指出，使用技术手段绕过限制，对不少青少年来说并不困难。
这种能力差距，不仅可能削弱禁令本身的约束力，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例如青少年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潜在问题。
“有些学生会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学校，甚至对校园系统构成安全隐患。”
曾经“有目的地培养他使用中文的平台”
布里斯班华人家长Fei表示，自己的大儿子便是拥有较高数字媒体素养的孩子，在她看来，儿子绕过禁令的限制并非难事。
不过，与一些家长担心孩子沉迷社交媒体不同，Fei对儿子的使用情况相对清楚。
她说，家里一直对电子设备的使用有明确约定，孩子没有自己的手机，只能在特定时间、使用她的手机或家中的电脑上网。
“如果他用社交媒体，基本是在我们看得见、也提前沟通过的情况下，”她说，“不是每天刷，也不会长时间用。”
在Fei看来，这种相对“透明”的使用方式，让禁令对家庭日常影响有限。
作为一位小红书使用者，Fei表示自己通常也会在晚上刷一刷，看看生活经验或出行信息。
也正因为熟悉这个平台，她对“孩子如果偶尔接触中文社媒”并不完全排斥。
“去年回中国的时候，我还让他用我的小红书查过旅游攻略，”她说。
“我觉得还是对他挺有帮助的……因为他对中文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所以（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找一些机会，想让他‘不要把中文完全丢掉’这种心态。”
不过，杨凡博士认为，家长对风险的判断，往往建立在自身的使用经验之上。
“很多家长熟悉中文平台，可能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平台更安全、更可控，”她说。
她同时提醒，社交媒体并非青少年唯一面临风险的数字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也正在成为新的隐忧。
“AI不会反问，也不会质疑，它会不断强化你的情绪和想法。”她说，一些研究已显示，这种机制可能对心理脆弱的青少年造成严重后果。
“国际版”应对监管？“跨文化交流”又有何利弊？
随着禁令实施，一些非英语社交平台的角色也再次受到关注。
杨凡介绍，小红书已于今年12月8日正式推出国际版本“Red Notes”，允许用户使用非中国手机号注册，并在文件层面声明遵守所在地法律。
“这在技术和法律上形成了一个分界，”她解释说，“中国版平台需遵守中国法律，国际版则标注遵守当地法规。”
但她强调，文件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算法和内容分发机制具备同等程度的透明度。
“无论是中国版还是国际版，这些平台的算法运作本身都缺乏公开性。”她说，“我们只能通过长期观察来推测，而无法获得清晰、可验证的规则。”
她指出，政治敏感内容在小红书上普遍受到限制，这与平台将自身定位为“生活方式平台”有关。
此外，杨凡博士还回顾道，此前在美国部分用户短暂涌入小红书期间，曾出现一些积极的跨文化互动。
“有美国用户会问，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想只通过美国媒体了解。”
她说：“同时也有中国用户反过来询问美国的真实情况。”
她观察到，如今伴随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讨论，一些排斥性的声音同样存在。
在部分中文平台上，有用户公开表示不希望澳大利亚青少年“进入并污染”平台环境。
这些言论，也反映出跨文化接触中潜在的紧张与误解。
不过，杨凡博士与华人家长Fei都认为，哪怕小红书上出现一波“澳洲青少年社媒禁令难民”，但也只会是短暂的。
Fei并不认为中文平台会成为澳大利亚青少年的长期“替代选择”。
她说：“之前美国讨论禁TikTok的时候，也有一波海外用户涌进中文平台，但热度很快就过去了，真正留下来的不多。”
“这次可能也类似。”
禁令是否能达到预想内的效果？
对于这项社交媒体禁令，学界与家长群体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杨凡博士对禁令本身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她指出，相关立法的公众咨询期相当短，一些学术界提交的专业意见，在最终政策文本中被简化甚至曲解。
她说：“如果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更有效的路径应该是长期、系统的数字素养教育，而不是简单地禁止。”
杨凡还警告，若未来监管进一步延伸至非英语社交平台，可能会无意中加剧对移民社区的监控与不平等对待。
“澳大利亚的监管体系本来就以英语环境为中心，”她指出，“在此基础上叠加更多技术监控，很可能对有色人种和移民群体产生结构性不利影响。”
在她看来，与其试图通过禁令切断青少年的数字连接，不如推动平台提高算法透明度，并为家庭和青少年提供持续的公共教育支持。
不过，在部分华人家长眼中，这项立法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能否“百分之百奏效”。
Fei表示，自己总体上支持禁令的立法方向。
她坦言，并不认为法律能够立刻解决所有问题，但她认同政府明确释放出的态度。
“它可能不会完美运行，但至少在法律层面，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立场：不赞成16岁以下的孩子过早、过度接触社交媒体。”
Fei 认为，这种立场本身，为家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在她看来，网络世界远比孩子想象的复杂，其中涉及的一些风险，无论是暗网内容，还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都很难在日常家庭对话中直接展开。
“有些东西你不可能跟一个九岁的孩子讲得太直白，反而可能引发反作用。”
她认为，这项法律让家长在沟通中变得更加“理直气壮”。
“以前孩子会觉得，是父母在管控他、限制他，”她说，“现在可以更清楚地告诉他，这是社会层面的共识，不是我一个家长在‘管你’。”
在 Fei 看来，这种由法律背书的公共立场，或许无法彻底阻止孩子接触社交媒体，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亲子关系中的紧张氛围，也帮助孩子理解成年人担忧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