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联邦警察局长克里西·巴雷特（Krissy Barrett）表示：“在我的领导下，联邦警察将聚焦打击那些威胁我们主权、民主与社会凝聚力的犯罪行为。”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曾表示：“那些行为企图破坏社会凝聚力，在社区中播下不和的种子。”
“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已经成为政界人士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正如反犹太主义事务特使吉莉安·西格尔（Jillian Segal）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谈论‘社会凝聚力’，这些词说起来容易，但落实起来并不简单。”
事实上，这一概念早已深植于澳大利亚文化之中——从The Seekers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I am, you are, we are Australian》中，也可见一斑。
什么是“社会凝聚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詹姆斯·奥唐奈博士（Dr James O'Donnell）是斯坎伦基金会（Scanlon Foundation）最新发布的社会凝聚力年度报告《Mapping Social Cohesion》的主要作者之一。
他在接受SBS印地语节目的采访时解释道，这份报告每年都会对社会凝聚力进行系统性测量。
“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体现了社会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如何结交朋友、相互沟通、彼此合作，以及是否能和谐共处。”
报告描绘出一个复杂的现状：澳大利亚人的归属感正逐年下降，而这与代际之间的差异密切相关。
所谓“沉默的一代”，即1928年至1945年出生的人，拥有最强的社区归属感，比例达85%。
但随着年龄层下降，这一比例也渐次下滑——婴儿潮一代为73%，X世代为53%，而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只有29%的18至34岁年轻人表示有归属感。
奥唐奈博士指出，这部分反映了社会与文化认同方式的自然变迁，但也与日益增长的孤立感密切相关：“那些感到孤独或被社会隔离的人，更不太可能认为自己对澳大利亚有归属感。”
财务压力是另一重要因素
经济困境依旧是社会凝聚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些面临经济困难的人，通常报告较低的幸福感、信任度与邻里联系。
报告显示，这些压力依然显著：有4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自己“勉强过活”或“生活艰难”。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的住房自有率明显下降，租房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以25至34岁群体为例，自有住房率从61%下降到43%。
安格利关怀机构（Anglicare）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对许多租房者而言，租金负担持续加重，甚至中等收入的全职员工也难以承受。
该机构首席执行官凯茜·钱伯斯（Kasy Chambers）表示：“我们的数据显示，租房压力与其他贫困迹象——例如前往我们全国各地的紧急救助中心领取食物包或燃油券——正沿着收入阶梯向上蔓延。”
在经济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斯坎伦报告也呈现出社会内部主要分歧议题的复杂面貌，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方面。
奥唐奈博士指出，尽管社会与经济环境面临挑战，澳大利亚人对移民与多元文化的整体态度依然积极：“83%的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澳大利亚有益；80%的人认为移民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相似比例的人认为移民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与文化；而高达90%的人相信，移民与本地出生者一样，能成为优秀的公民。”
不过，报告同时揭示了人们对偏见与歧视的担忧不断上升，这影响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35%的人对穆斯林持负面看法；27%至43%的人对来自中国、印度和苏丹等国的移民存在偏见；而对欧洲移民的负面态度明显较低。这表明种族主义问题在澳大利亚依然存在。”
尽管报告显示人们在归属感、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方面承受持续压力，奥唐奈博士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广泛支持，是澳大利亚人持续保持幸福感与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共同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与反移民情绪，澳大利亚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支持仍会是我们的优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扭转归属感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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