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Points
- 15年前，肾衰竭晚期的Jeffrey Chan接受了父亲的肾脏捐赠；
- 2024年，全澳共有17.4万人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同比减少约5400人；
- 目前，澳大利亚约有1800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
16年前的一场山地自行车事故彻底改变了悉尼华裔Jeffrey Chan的生活，年仅24岁的他确诊肾衰竭晚期，换肾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肾移植，我也不知道肾衰竭晚期是什么意思。我数不清自己去了多少趟医院、做了多少次血液检测。”
“每天我都在等待检测结果，才能知道我的肾脏是否正在衰竭还是能再撑一天。每天的情绪都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但你毫无办法。”
幸运的是，确诊一年以后，2010年10月，Jeffrey Chan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捐献者是他57岁的父亲。
“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你要，那我就给。’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也真正让我明白了家庭的力量。”
现年40岁的悉尼华裔Jeffrey Chan出生于澳大利亚，其父亲移民于香港。 Source: SBS / Ranky Law
目前，澳大利亚约有1800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另有14000人正在接受透析治疗，其中许多人可以通过肾脏移植获得新生。
华人器官捐献注册者：传递善意
通过器官移植重获新生的还有布里斯班华人肖静的丈夫李依。2005年底，他被告知肝脏严重受损，唯一的治疗方案是肝脏移植。
在移植名单上等待了三年后，李依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但好景不长，移植后不久，严重的并发症让他不得不再次换肝。
“我记得好像是2010年的样子，就说（他）肯定是不行了，要重新放到移植名单上面去，我记得是等了两年多，2012年做的手术，”肖静回忆道。
肖静的丈夫五年内换肝两次，在陪伴丈夫治病的过程中，两人一起注册成了器官捐献者。
“有了这个经历以后觉得很尊重捐献者，感谢他们的决定，因为有了捐献的器官，像我先生这样有需要的人才会得到第二次生命。”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尽管澳大利亚社会上对器官捐献整体呈支持态度，但实际参与度仍有待提高。
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器官和组织捐赠，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36%）的人在澳大利亚器官捐赠登记册（AODR）上注册成为捐赠者。
Donatelife发言人Nina Seng告诉SBS普通话，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之一是社区成员对器官捐献可能存在误解，比如，误以为因自身宗教信仰或身体原因而无法捐献。
“我有次跟一个老先生说话，他第一个反应是，‘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肯定不可以捐赠我的器官，是不是？’”Nina说，“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医院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帮助器官捐赠者的家属，了解他们爱人的情况，可不可以捐赠他们的器官，或者组织。”
Donatelife发言人Nina Seng告诉SBS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是器官捐献成功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Source: Supplied
Nina说，在和华人社区沟通的过程中，她有遇到一些人希望死后保留完整身体，而拒绝器官捐献。
“我们会很支持他们的个人想法，但是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器官捐献的程序，像做手术一样，所有的医疗人员都会保持尊敬。”
值得强调的是，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并不意味着最后能成功捐献器官。根据OTA网站信息，一个人必须在特定情况下于医院去世，例如在重症监护室（ICU）或急诊室（ED），器官必须保持良好功能才能被考虑用于移植。
过去五年，澳大利亚已故器官捐献者（左）和获赠者人数（右）。 Credit: 澳大利亚器官和组织管理局（OTA）
Nina解释道，在澳大利亚，捐献器官需要家人的同意，“虽然很多澳大利亚人支持器官捐献，但可能没有（提前）和他们的家人沟通其意愿，所以家人在医院需要做出决定时可能会拒绝。”
被问及对考虑捐赠但仍在犹豫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做了15年护士的Nina表示，有疑问完全正常，因为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可以慢慢考虑。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个捐赠者可以挽救七个生命，而且可以改善更多人的生命。”
Jeffrey Chan说，现年72岁的父亲身体硬朗，体力充沛。 Source: Supplied
他的父亲现在72岁，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体检一切正常。
他说，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与子”的关系，印象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而这份来自父亲的“了不起的礼物”让两个人之间有了特殊的纽带。
“家人是不会迟疑的，我的爸爸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为了帮助儿子，他毫不迟疑地做了需要做的事。”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他能好好享受余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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